20世纪80年代初，我两次赴北京，都去探望戴先生。
她住在政府为她安排的新居华侨新村，与著名画家吴作人夫妇为邻。房子很宽敞，客厅里的一幅水墨画勾勒出女主人的品格：一簇红莲，白鹤翱翔其间。上题：健羽冲寒立，池塘色复鲜，昨宵风雨后，万朵灿红莲。原来是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她画的。专为她设计的练功室，四周镶了镜子。她把恩师拉班和尤斯两幅照片摆在练功室，还缀上她亲手做的小白花。足见，她很看重这段师生情。
“戴先生，你都快七十岁了，还练功吗？”
她愉快地说：“练呀！前些时候去大庆油田，去北京郊区为工人、农民排舞。我正在办全国的拉班舞谱学习班。学了舞谱，可以用符号准确、迅速地把舞蹈记录下来，只要有一份舞蹈总谱，就可以彼此学习相互的节目，不必请人教授了。”尽管“文化大革命”历尽磨难，尽管仍然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也饱”的孤单生活，但她意志弥坚，又在开拓艺术的新天地了。
我说：“戴先生，应该找一位既懂舞蹈，又懂文学的人，为你写一本传记。”
她摇头笑着说：“我最怕回忆，我的脑子只想着今天和未来。”
我说：“这也是为了未来的舞蹈者嘛！”
“好！有空了，我会自己用英文写的。”我等待着她的自传出版，一等又是十年。到了90年代，我多次向中央芭蕾舞团的朋友打听消息，都说她常在国外，我以为她也像许多人那样去国外探亲访友度晚年了。直到不久前，我才从叶姐那里知道：戴先生潜心研究中国舞蹈起源，有独到的见解，又忙于推动国际舞蹈事业发展的诸种活动。
近来没有机会去北京，只好通过在京的育才同学和她联系，然后电话采访。
电话里传来了她的声音，依然是一串串像英语的发音，依然那么亲切，那么清脆。“戴先生，记得吗，我是育才学生，在疗养院见过您。”
“噢！昨天听杜鸣心说了，很高兴你来电话。”
我请她介绍近二十年来的国际活动。(www.xing528.com)
她告诉我，八九十年代以来，她经常去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或应邀作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或去讲学，或带着她研究的中国舞蹈的成果去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或就国际舞蹈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讨，包括拉班舞谱的研究。不久前，她刚从香港讲学回来，9月将去加拿大作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休息两周之后，又去希腊参加学术研讨会。
她还说，近二十年来，为了探寻中国舞蹈的起源，曾多次到中国西南部，包括古丝绸之路，实地调查，采风，去得最多的是有二十三个民族的云南省，最近一次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1995年，时年已七十九岁了！
她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中国历史、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研究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中国舞蹈之根在少数民族。”
“我以少数民族舞步为基础，编导‘人人跳’。我推广‘人人跳’，老头和年轻人都可以参加，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喜欢。我在英国、法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提倡‘人人跳’，法国人着了迷，说应该在法国成立‘人人跳’分会。”
说着，她开心地笑了！
我请她回广东家乡看看，我“诱惑”她说：“新会杜阮有个牧童把石头变成羊的故事，可以编舞。”
她回答说：“是的，我的家乡有座唐朝的庙很美。1975年，我去过的。可是现在太忙了，没法想到‘玩’。”
“您的自传出版了吗？”
“没有写呐！我现在工作压力大得很哪！没有时间啊！”
令人敬佩的戴爱莲先生，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是第一个系统地在中国传播欧洲的芭蕾舞和现代舞，第一个发掘整理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中国舞蹈之母”（台湾地区报刊评价）。八十一岁高龄的她依然只想着今天和未来。她像《飞天》中的舞仙，穿梭于寰宇，为人类编织和平、友谊与美。
为了表彰她对国际舞蹈艺术的贡献，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将英国雕塑大师维利·索科普30年代雕塑的戴爱莲石雕头像，安放在学院大厅，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舞蹈博物馆也收藏了这尊塑像的复制品。
1997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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