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所见到的戴爱莲,不仅外表是一位典型的中国进步女性,而且是一位中国民族舞蹈家。
她在我的母校,以古庙前空地上十几块木板拼成的舞台和一架破钢琴的简陋设备,教舞蹈组的同学练基本功。她确定了舞蹈组以学习中国舞蹈为宗旨。她和助手叶百龄(现名叶宁,中国舞蹈研究专家)、彭松(中国舞蹈学院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教授和排练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舞蹈。全校亦掀起一股边疆舞热,不论是文学艺术专业,还是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都会唱藏语的舞曲,有些还能舞几个动作。
原来,在1945年夏天,在陶行知先生倡议和支持下,学校举行音乐舞蹈公演,筹集了一笔钱,让戴先生和叶姐、彭大哥分赴西康和川西北采集藏族与羌族舞蹈。那个年代到边疆去,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中国语言和生活都很陌生的戴爱莲在叶浅予和摄影家庄学本的陪同下,一头扎进了西康的康定,结识了当地土司的次子格桑悦希。他能歌能舞,酷爱本民族文化,戴爱莲拜他为师,并在他的引领下,走户串门,向能歌善舞的藏人学“锅庄”和“巴安弦子”。
在旧社会,少数民族受汉人欺负,藏民对这几位汉人投以怀疑、恐惧的目光,是戴爱莲的真诚感动了他们。整整两个月,她沉浸在藏文化的浓郁氛围之中,记谱、画图形、拍摄原始资料,共记下了十多种曲调和步法(现分别存于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她回到育才学校之后,糅合了“锅庄”和“弦子”的步法,创作了《巴安弦子》和《春游》等节目,彭、叶二人也改编了羌族舞蹈《端公驱鬼》和《嘉戎酒会》。
1946年开春,全校迁至重庆市化龙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下的刘家花园。戴先生打算带领舞蹈组师生向社会汇报公演边疆舞。后来,格桑悦希到了重庆,得知此事,愿意资助,并亲自表演节目,还邀请在重庆的藏胞参加演出。经过一番筹备,3月6日,一个以戴爱莲为指导,由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西藏文化促进会、新疆同乡会联合主办的边疆舞蹈大会在青年馆开锣了,接着又在大学区沙坪坝演出。这次演出是我国舞蹈家首次把边疆少数民族舞蹈搬上舞台,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之后,边疆舞在上海、广州、北平、云南等全国大城市的大学生中流行,成为进步文化的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我和同学们一起,有幸看到演出盛况。那一晚,育才同学表演了《巴安弦子》《春游》《嘉戎酒会》等节目,藏族老师格桑悦希穿着中山服出台,没有化妆,却博得热烈的掌声。令我至今难忘的是戴爱莲的表演。她演出了在育才学校创作的《哑子背疯》《瑶人之鼓》《青春舞曲》和《甘孜古舞》。《青春舞曲》是新疆维吾尔族舞蹈,伴随着“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歌声,身穿维吾尔族服饰的戴爱莲,以轻快、活泼、婀娜的舞姿展现了维吾尔族少女青春的风采。她跳的边疆舞,比同台演出的藏族和新疆同胞跳得更美、更有魅力,这自然是因为她有深厚的芭蕾和现代舞的功底。《哑子背疯》则是她向著名桂剧演员小飞燕学来的极富喜剧色彩的节目。她一人扮两角:上身是“疯子娘”,下身是“哑巴壮汉”;而女的双腿和男的上身,都是捆在她身上的木偶。幕后响起歌声:“花开三月喷鼻香,蝴蝶蜜蜂采花忙,一人扮作二人样,哑子背疯也上场……”,旦角身段的“疯娘”一手挥扇,一手舞帕,前俯后仰,“哑子”迈着武生大步,时而疾走,时而跃步,其难度之大,对于一个学西方古典芭蕾的演员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她却舞得出神入化,难辨真假,令人叫绝。
育才学校扭秧歌的风气很盛,而且带动了附近农村的青年和孩子也一起扭秧歌。原来播种者也是戴爱莲。她赴边疆采风之前,大约是1945年春节,有机会到《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唯一的报刊)报社观看荣高棠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参加扭“大秧歌”的队伍,她惊喜地说:“我以前只在戏曲里看到汉族舞蹈,人家都说,汉族没有民间舞,这秧歌就是汉族的民间舞啊!”她不仅在学校教师生扭秧歌,亲自表演自编的秧歌《朱大嫂送鸡蛋》,还到学校附近的乡村教农民扭秧歌。在庆祝抗战胜利到来的那天晚上,她领着全校师生,提着自己做的灯笼、火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从古圣寺出发,沿着崎岖山路扭秧歌扭到草街子乡,附近的农民也加入了扭秧歌的行列,边扭边唱:“抗战八年胜利到呀,呀儿呀得喂……”
由此,处处可见,她以炽热的爱国之心,浇灌祖国的舞蹈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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