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广胜（口述） 汪 云（整理）
陶先生是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发大水，我们安徽和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田里颗粒无收。我家和许多逃荒人，挑着馄饨担，来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上海。
当时，我家寄住在极司非尔路荣庆里108号。这里住了很多逃难的人。有个山东小大哥是在静安寺卖报的报童，他看我家过着朝不保夕的贫苦生活，对我说：“小弟，跟俺卖报去吧。”反正生活没着落，我就跟着去了。
静安寺车站乘车的人很多，卖报的报童也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有十个人：无为县的肖训国、肖训宝弟兄俩，常熟县的顾益生、顾益均弟兄俩，和县罗百的吕公义，我的老表鲁盛宽（和县八角公社三义大队，现住江苏粟阳县上沛公社河东大队，不久去世），还有三个记不清了。卖报这个活必须要机灵。我们看到穿长袍马褂的就一拥而上，当然，经常受到冷遇，甚至呵斥。天长日久，我们看到一位穿粗布长袍、戴眼镜的先生，不用我们叫卖，就笑嘻嘻地走到我们面前，一人买一张。他给钱很慷慨，掏到一角就是一角，掏到二角就是二角，从不准找零钱。我们告诉他，一份报纸只要四个铜板，他的眼神顿时黯淡了，苦着脸问我们：“你们不都是逃荒来的吗？国家现在穷得连农民都接济不了，苦了你们这些小朋友了！”这样的好人，我们在大上海不多见，听到这样的话，连我这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感动得流了眼泪。陶先生把每个穷苦人看作自己的父母兄弟。有四五次，我亲眼见他掏出钱来给要饭的叫花子和逃荒的人。他出手的钱最起码是两块大洋。
在静安寺卖报是担风险的，外国人嫌我们寒碜老轰我们走。一次，陶先生看到了，亲自和租界的巡捕交涉。他说了一大通叽里呱啦的话，我们听不懂，只见他脸色很激动，一种说不出的悲愤感。反正后来外国人再没赶过我们。孩子们非常激动，亲热地拉着他的手问：“先生，你叫什么？”他哈哈大笑说：“你们就叫我陶行知吧。你们以后遇到难事找我好了。外国人不长久，很快就会走的。”我们这些报童就这样认识了陶先生。
从结识了陶先生，我们巴不得一天到晚跟着他。他成天来去匆匆！是的，他忙，他认识的人那么多，不管是西装革履的，还是衣衫褴褛的，他总爱和他们拉家常、谈一谈，有多少人需要他去关怀啊！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报童，每当我们把报纸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总要长久地、长久地注视着我们。我特别顽皮，他很喜欢我，常常摸着我的小脑袋逗几句，提几个问题考一考。末了，他关切地教导我：“阿二（我在上海时，人们都这么称呼），要过好日子，没文化不行。”一次，他问我们卖报什么时候休息，我们告诉他，早上卖《申报》《大公报》和《时事新报》这些大报，十点钟休息，下午两点以后卖晚报。他认真地说：“应该把这点时间利用起来。”为了我们十来个报童，他特意请来一位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小先生，名叫陈舜尧（他现在名字叫陈挺夫，现在上海民主促进会工作）。他每天到荣庆里我们的住家里，教四个小时的课。课本是小先生们自编的，内容很丰富，大都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陈舜尧小先生跟陶先生一样笑嘻嘻的，他对我们说：“陶先生叫你们一边喂饱肚子，一边多识点字，将来做国家的主人。”我们读书没花过一分钱，本子、铅笔、橡皮什么的是陈先生带来的。他还经常带东西给我们吃。
有了陶先生的思想指导，我们逐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流落异地他乡受苦受难。陶先生见此十分高兴，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租了两辆云飞汽车行的车子，带我们到大场（山海工学团）的讲台上，要我们讲各自的遭遇。那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严重的民族危机摆在人们的面前，有的恐惧，有的彷徨，有的退却。而我们的陶先生毅然地大声疾呼：“为了民族的危亡，为了这些小朋友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地团结起来！”他那双深邃的眸子里仿佛喷出一道道烈火来。下午两点左右，他给我们租了两辆祥生汽车行的车子送我们回来。陶先生事多，就留下来了。随后，他又带我们到大夏等几个大学去演说。(www.xing528.com)
陶先生对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护严密。过去，上海的暗探、包打听很多。陶先生带我们到饭店吃饭，总是找人少僻静的桌子，碰到旁边来了人，他马上带我们换桌子。
陶先生在和我们平常的相处中，丝毫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那时，我们小，喜欢凑热闹。有次，听人说德国大马戏正在××剧院演出，很好看，可票价要五元，很昂贵。我们很想看，但没钱买票。我们这些小报童商议好，缠住陶先生要去看，陶先生拧紧眉头，低头沉思一会儿，终于点头答应了。星期天，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乘祥生汽车行的两辆车子接我们去看了。他自己没去。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去看，他愤愤地说：“这种时候外国佬别想赚我陶行知的钱。”
陶先生处处为人师表，循循善诱。一次，我指着身上的土布衣服对陶先生说：“这身衣服像个瘪三，到了大学里，人家会笑话的。”陶先生听后爽朗笑道：“我不也是这身衣服？等几天啊，我还要带你们去见大上海的吴市长呢！”接着，他讲做人的道理给我们听。他说人的脑袋应该搁在自己的脖子上，路在自己的脚下，人应该相信自己，只要我们大众一起努力，也一定能把自己的事办好。他还给我们照过相（照过好几次，当时情形记不大清了），就穿着这身土布衣服，个个挺有精神的。
陶先生爱憎分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极强。他痛恨蒋介石，骂他是民族的败类。陶先生非常佩服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将军，要我们向他学习。
后来，日本鬼子的飞机成天在上海轰炸，陶先生忙于救亡工作，我们就分手了。当时，上海混乱不堪，我们落荒人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家不得不离开这里，四处漂泊。在流浪的日日夜夜里，我多么想念陶先生啊！可是，直到他1946年7月25日突然去世，我再没见到过他。我常常在心里喊着：陶先生，你在哪儿？难道你真的去了吗？是的，他去了，他真的长眠于九泉之下！
可是，陶先生，倘若你地下有知，你该是多么思念这病病痛痛的祖国啊！
然而，你毕生追求的“教育救国”事业，现在正蓬勃兴起在中华大地啊！有多少英雄儿女在昂首阔步，向你期待的光辉目标前进！
先生虽然离开人世有几十年了，但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启迪我，直到今天，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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