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代辉
我在十二岁就开始接触舞蹈。1950年，吴晓邦老师将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从此我才真正成为一名舞蹈工作者。很幸运在吴老师身边得到殷切教诲，使我受益至今。
我第一次见到吴老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当时我在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在吴老师与戴爱莲先生于重庆北碚举办的一次联合公演中，我看到吴老师表演的《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火》《网中人》《思风》《丑表功》等节目，两位舞蹈大师的表演给生活在黑暗旧社会的人们带来了对自由、光明的期盼和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舞蹈艺术开始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根。
当我第二次见到吴老师时已是全国解放后。1949年上海组织学习队到武汉吴晓邦舞蹈学习班学习。除新安旅行团的张拓、李仲林、舒巧、李群、陈明、毛国强和三野文工团的董光娜等同志外，育才学校派我和王惠利同学参加。学习期间，我们观摩了吴老师创作的气势磅礴、使人热血沸腾的《进军舞》及苏联《红军舞》《鄂伦春》等舞蹈节目，更为重要的是能第一次聆听吴老师的“舞蹈理论课”“自由创作课”和“自然法则课”。我对这些陌生又深奥的东西感到很吃力，特别是自由创作课，只能在旁边看“新旅”和三野、四野文工团老同志的实习表演。吴老师讲的“会呼吸才会舞蹈和如何在舞蹈中运用呼吸”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过去跳舞根本未想过这些事，只感到新鲜有趣。两个来月的短期学习，虽对这一切并不深解其全部道理，可确实是增长了见识，开始懵懵懂懂地知道舞蹈并不只是为了优美、有趣、好玩，它是一门学问，一门能服务于人民的艺术。
吴晓邦老师将我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并成为他的助教，使我真正步入我国各文工团的骨干行列，同学们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个别同学年龄还稍大于我。吴老师关心我成长，就让我尽可能参与同学活动；与同学们一起到矿山、工厂、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搞创作；一起去秦皇岛参加夏令营活动；一起参加北京市“三反、五反”的“打虎”工作队等社会活动，使我各方面得到了锻炼。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在我和同学们深入市郊煤矿的生活及创作情况座谈会上，因人多坐凳少我就随地而坐，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吴老师的注意，他当时就说这是我深入生活后不怕脏的思想转变。这句话别的同志是不会在意的，因为这句话是普普通通的，而且这事又太小太小了，但对我这个一向在生活上爱干净的人来说，听到这句话我的脸红了，心里怦怦地暗自为得到吴老师的关爱和肯定而感动、得意。(www.xing528.com)
吴老师也十分重视身边干部专业知识的提高。我进“舞运班”前，对秧歌、芭蕾舞和部分少数民族舞蹈虽有所接触，但对这一大千世界宝库中的舞蹈艺术了解甚微，还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在“舞运班”建班前，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在北京首办了一个学习班，抽调了在北京各舞蹈团部分同志去学习，吴老师也派我参加，课程有中国戏曲古典舞、朝鲜舞、南方舞。这轮学习时间虽不长，但却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我对这些舞蹈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爱上这些陌生的舞蹈艺术。
“舞运班”开学了，我除了跟随吴老师参与同学们的课堂教学工作，还和叶宁、骆璋同志负责芭蕾课教学，后来，吴老师又让我们到外国芭蕾舞专家索科尔斯基夫妇班上进修，使我们的专业知识得到提高，能更好地胜任今后的教学工作。
后来我换了工作岗位，从演员、芭蕾舞教员到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让我这个从未经过编导专业学习的人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高歌猛进》及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苗山风云》等创作，成了专职编导。我在工作上的成长确实与吴老师“解放思想，勇于创作”的教育思想及多年来他在思想、专业上对我的关爱、鼓励和严格要求分不开。
在纪念老师百岁寿辰之际，我要说：“敬爱的老师，深深感谢您！敬爱的老师——我们怀念你！你那慈父般的笑貌永留我心底。”
2006年6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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