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加入育才学校音乐组，为学生带来音乐之声

陈贻鑫　杜鸣心　熊克炎　陈复君（执笔）

1999年4月27日，九十六岁高龄的贺绿汀先生，给中国人民留下二百八十多篇（部）文章、专著，二百六十多部（首）音乐作品，远行了！他的歌鼓舞了一个民族，他作为一名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我们曾是他精心浇灌、扶抚的幼苗，当年的一切仍历历在目。

我们音乐组的同学来自不同的保育院，小的只有八九岁，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我们是一批根本不懂音乐为何物的孩子，又没有听到过古今中外音乐家的名字。一天，当常大哥向我们介绍一位瘦削细高、笑容可掬的老师，说是我们音乐组的主任，要我们称他为贺先生（在育才，年轻的老师，我们亲切地叫大哥大姐，只有对年长的老师，我们才尊敬地称“先生”）时，呆头呆脑的我们，根本没有醒悟到什么样的幸福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孩子，会在这样一位音乐大师和他忠诚的战友和伴侣姜瑞芝先生的启蒙下，踏上向音乐领域进军的征途，并从此以后受到他们的关怀和教育。

学校开办之初，贺先生在重庆还兼有别的工作，那时他常常奔波于重庆和古圣寺之间。不久，他完全辞去了重庆的工作，放弃了较高的待遇，全家搬到了草街子，过着薪金微薄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中。在学校开学前，贺先生就已经为我们音乐组拟订了教学方针、教学计划，以后又亲自为我们教课，从开始，到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钢琴、音乐欣赏……对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音乐教育，使我从小练好基本功。我们的视唱从一开始就用法国的固定唱名法，现在看来司空见惯，当时却是十分少有的。贺先生不仅在专业上严格要求，还寓思想教育于专业教育之中，在上音乐欣赏课时，常讲一些大音乐家从小奋发学习的故事激励我们要努力学习。同时贺先生还要我们扩大知识的范围，做一个有全面修养的音乐工作者，不要做音乐“匠人”。为了积极筹办学校的图书馆，贺先生费了不少心血。写到这里，想起我们敬爱的贺先生，有一次为了给同学们找教材，险些送了性命。

那是在学校开办不久，由于我们连起码的教学琴谱都没有，贺先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筹借，拿回来再由同学们手抄。古圣寺离重庆有一百多里路，除乘坐轮船外，还要徒步走二十多里的山间小路。从重庆到北碚的河道上有处浅滩，暗礁累累，河流湍急，常常发生翻轮事故，每次贺先生去重庆，我们都提心吊胆，翘首盼望他平安归来。

谁料想就在这一次贺先生去借谱的返回途中，他和另一位老师同乘的船（“民用”轮）真的翻了。当时贺先生正坐在船的甲板上聚精会神地读着借来的视唱谱，突然他感到船的倾斜，知道大事不好。他先把一个救生的浮木给同座的雷大哥，然后自己也套上浮木，等套好时船已经翻了。他在水中看到一点亮光，意识到快要接近水面，往上泅出水面，抓住一个油布背包顺着湍急而寒冷的江水，漂浮了十余里，才被救上岸来。他一直带在身上的谱子也落入水中，后来设法打捞上来，谱子已泡得不像样了。而与他同行的老师未能逃出来，不幸被江水吞没了。事后，贺先生亲自为这位老师写了一首《无情的江水》的悼歌（即《悼念我们的雷大哥》），由他自己指挥，我们在追悼会上演唱，寄托他对战友的哀思。

光明荏苒，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在贺先生、姜先生、常大哥及各位老师的辛勤教育下，我们已经能够弹奏一些小奏鸣曲和钢琴小品，初步掌握了固定唱名法的视唱与听音，还能唱有变化音与转调的合唱曲了。1940年冬，应中苏友好协会及广播电台的邀请，我们全组同学在贺先生的率领下，去重庆举办我们的第一次音乐会和对苏广播。贺先生十分重视这次活动，他亲自为同学们安排节目，亲自排练。记得有一首合唱曲《中苏友好歌》，歌中有一段增音程的旋律，贺先生为了使我们唱得准确，让我们反复练习这个地方，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

为了这次演出，学校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为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棉大衣，每人发了一条有着一朵大红花的毛巾。在重庆，我们睡在中苏友协楼上的地板上，至今那一排排像战士一样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那整整齐齐挂在绳子上有着一朵朵耀眼红花的毛巾，还清晰地闪现在我们眼前。

音乐会是在中央电影制片厂礼堂举行的。那天经陶校长的邀请，国共两党的许多要人都来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田汉，还有何应钦、孔祥熙，苏联大使馆及其他外宾也来了。晚会上，同学们表演了中外乐曲和歌曲，记得有杜鸣心、陶明兰等的钢琴独奏，左秀英、陈复君的二重唱等，当我们组最小的同学刘幼雪精神抖擞、毫无畏色地走向钢琴，爬上琴凳，两只小脚悬在空中时，琴声未起，台下已爆发出热烈的掌声。(www.xing528.com)

这次晚会获得了中外来宾的极高评价，周恩来高兴地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天才。”周恩来的题词予以我们学校、我们师生，特别是辛勤培育我们的贺老师以极大鼓舞。

从此，我们育才学校音乐组走向社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也开始了我们的演出。后来，周恩来、邓颖超要到学校来参观，听到这消息，古庙沸腾起来了。为了开好欢迎会，贺先生又忙碌起来，他为同学们准备欢迎节目，在欢迎会上他还亲自为姚牧大哥伴奏，演唱了他新近创作的《嘉陵江上》。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周恩来还在欢迎会上作了《一代胜似一代》的演讲，他勉励师生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后来，周恩来还捐赠给学校四百元（银圆），为学生买体育用具，锻炼身体。

贺先生自从全家搬来学校后，就住在一位老乡的家里。音乐组的同学也搬到了这家农舍，我们十几个女同学住在一间大屋子里，贺先生一家就住在隔壁，从此我们和贺先生一家朝夕相处，就像一群孩子生活在亲爱的父母身边一样，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的温暖。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农村的院子，我们却亲切地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贝多芬院”。贺先生一家生活简朴，也很清苦。他们利用休息时间亲自挑水施肥，种了一些西红柿、青椒等，为了给同学们增加营养，常常把种的蔬菜分送给同学们。

陈复君体弱多病，学校经济困难，每天只能给她一个煮鸡蛋。为此，贺先生让她每天中午到他家里吃饭。眼见贺先生自己的身体那样瘦弱，生活也不富裕，她怎忍心去打扰呢？于是贺先生拜托那时也在他家吃饭的作曲家任光每天带她一起去，她不肯时，任光就说：“贺先生委托我的事，我不办到怎么成呢？”陈复君每每想到此事，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1941年的新年到了，贺先生、姜先生为使我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邀请同学们都到他们家吃年夜饭。大家动手，一起来做，女同学围在姜先生的膝旁，看着、学着做小蛋饺……记得学校刚开办时，有些小同学由于想家常常哭鼻子，陶校长为此写了一首《我们不流眼泪》的诗。这一年新年，是我们从家里出走后过得最愉快的一个年，我们又领略到了家庭的温暖。

因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局紧张，环境恶劣，包括贺绿汀在内的一大批党员教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不得不撤离重庆转赴解放区。贺先生虽然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学生，但是他仍时时刻刻在关怀着他们。

而今我们这些经他哺育成长的学生，也已年过半百银丝爬头了。但是我们没有辜负党和老师的辛勤培育，许多人都仍然战斗在文化战线，尤其是音乐战线上。陈贻鑫、杜鸣心、熊克炎、郭惠英、陶明兰、翟淑霞……都在继承老师的事业，为培养新的一代音乐人才辛勤劳动。

（四位作者同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编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