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牵动孙铭勋心的,就是育才的事业。他是协助陶先生创建育才的地下党员之一。1949年春,他邀请地下党员袁铁羽、徐冰若分别主持教育组、社会组工作,后又邀请他的挚友、陶门弟子、陶行知研究专家戴自俺主持教育组工作。袁、徐两同志都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我担任教导工作的时候,他又邀请版画家丰中铁筹备美术组,诗人、儿童剧作者杨山筹备戏剧组,还由赵义熙筹备自然组。经过惨淡经营,这些组终于先后破土而出。刚解放,他特意安排张克东同志和我多方物色新的校址,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后由人民政府拨给九龙坡区谢家湾现校址,并陆续兴建新的校舍。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文教委员的他,为了搞好育才的试验,辞谢了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职务,仍任育才校长。
1950年,《新华日报》开辟教育专栏,决定交由育才主办。孙铭勋定名为《教育广场》,并亲自写了《教育的广大场面》一文作为发刊词,同期还发表了我写的《我们怎样搞好教导工作》一文。在第二期,他又写了《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他明确指出:育才的特点之一,是“普修课与特修课同时并重,就是即专即博,即博即专”,“既打破了传统教育先博后专的办法”,“也不是先专后博”,“不是天才教育”,它“注重某一部分的特殊才能,每一个儿童都会有一点特殊才能的”。他提出原来的育才发展到当时的育才,是“开始不以特殊课的组为独立的单位,而以普修课的班级为单位”,“在普修课之外成立小组”,“到高中年级时,才把小组变为大组”。他指出育才试验的优点是“即博即专”。特点之二是,“缩短不必要的时间”。特点之三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是比较稳固的、健全的”。这个试验,和育才创办时开始就以特殊课的组为独立的单位一样,培养出了多少切实有用的优秀人才!而这一切,又凝结着孙铭勋对育才事业的多少挚爱热望,多少孜孜以求的心血呵!
“鲜血归泥土”,“春红迎鹧鸪”,正如1985年胡乔木所说的,1951年发生了“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株连到陶行知募捐办学,扼杀了育才的教育试验,也直接危害到孙铭勋。
他从此成了重点批判对象,1952年被定为“破坏运动”,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调离学校。此后,我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这段时间,我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感到党号召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我应当参加;另一方面,要批判孙铭勋,我怎么批判呢?我感到非常惶惑。当时有的同志说我就是“软了点”,并认为我组织写的批判文章“因为没有接触思想,所以不能发表”。其实,我怎么没有接触思想呢?我所说的种种情况,就是当时的实际思想呵!后来,我听说他又被划为“右派”,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的1961年1月,他终于被忧患与饥饿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呜呼痛哉!(www.xing528.com)
芒鞋踏遍短长路,亡羊从不叹歧途。
倘若鲜血归泥土,化作春红迎鹧鸪。
孙铭勋的这首短诗,正是他执着真理的气节和血荐轩辕的精神之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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