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不明白，当年以意姐为支书的中共育才秘密党支部，在群众基础非常好的条件下，为何没有在草街子农民中建党。这可能是育才党组织任务太重而无法分心吧！
后来，1948年春，我却有幸担负了在草街子建党的尖兵任务。
我是1947年10月在北碚龙凤乡秘密入党的，掩护职业是小学教员。我的上级是北碚特支（特别支部）委员况兴华（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在教师和北碚示范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初，华蓥山地区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况兴华同志对我说：“你过去在草街子结识许多农民，群众基础好。经组织研究，派你回草街子，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宣传革命形势，开展‘抗丁抗粮’（反抗拉壮丁，反抗多征粮）。”
我平时在梅花山小学任教，以“灰色面目”掩护，到了周末，便带上《挺进报》和其他宣传品（缝在夹衣里、放在鞋垫下）出发。为了防止特务盯梢跟踪，便在北碚江岸雇一匹骏马，直奔澄江镇，再过江步行到草街子。
我落脚的地方，是和育才学校关系最密切的中年农民张竟成的家。张竟成约四十岁，高瘦身骨，眉目端正，留点八字胡。他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为人刚直，常在乡里主持公道；农活上也是好样的，所以颇有威望。我每次去，他的全家都如迎亲人。夜晚，我通过张竟成召集几位积极分子，读《挺进报》和秘密文件，讲解放战争进展形势，研究怎么开展“抗丁抗粮”，也讨论过武装斗争的事……有时，我也去本地一位思想开明的大地主魏寿林家联络感情。他的儿子魏义成是育才学校老同学，此时在家养病，我俩常一起研究学习和工作。(www.xing528.com)
过了三个多月，我的上级况兴华通知我，他将我的“组织关系”交给一位叫“老喻”（即喻晓晴，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干部处长）的同志。约好了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暗语。我和老喻接上关系。我们一见如故，亲密无间。我把草街子所有的情况，向他全面报告。不久以后，他告诉我：经党组织决定，要在草街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首先要发展张竟成入党，要我尽快与他见面，交谈他对入党的态度。我立即通过交通员老谭送一纸便条给张竟成，通知他某日某时到北碚夏坝的桑树林中会面。张竟成如约赶到，兴冲冲问我有何大事。我俩坐在江岸的桑树下，先谈了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然后开门见山地问他：“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如有可能，你愿入党吗？”张竟成瞪大眼睛反问我：“你是党员吗？你说话算数吗？”我点头说：“我能负责，我能让你加入共产党！”他兴奋地回答：“我愿入党！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我告诉他：“我能让你加入共产党，但另外有人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和领导人。下一个赶场天，你到草街子场口××茶馆，找靠窗的位子坐下，把你的毡帽摆在茶桌的左边，再把烟杆压在毡帽上边，这时，会有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到你身边的位子坐下，问：‘你知道人之初吗？’你必须回答：‘我就是性本善。’好，这位同志就和你接上了党的关系，也就是你今后的领导人，我就不再来和你见面了。”
张竟成把接头的地点、暗号、暗语复述一遍，与我紧握了手，大步走出桑树林。我凝望着他的背影，舒了一口长气。
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中出了大叛徒，老喻通知我立即转移。从此，我远离了草街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当年喻晓晴和张竟成茶馆接头后，很快介绍他入了党，又通过他发展魏礼成、易元钊等人入党，建立了草街子第一个党支部，开展了农民运动和小规模的武装斗争（有传言说发展了几十位党员，这是不准确的夸张）。
解放后，张竟成当选为合川县第一任农会主席；易元钊担任过重庆市建委副主任；魏礼成参加了政法工作，早年病逝。与草街子建党有直接关系的喻晓晴、况兴华同志，开国后都担任过要职，做出很大贡献，而今都已经逝世。我总怀念他们。
2014年5月24日，追记于青衣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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