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草街子：抗战胜利后的不舍与告别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陶行知先生的决定，育才学校各组先后从草街子迁到重庆市区。我们文学组、社会组（好像还有自然组），迁到南区马路的一幢两层式旧楼里，由意姐（廖意林）、屠大哥（屠公博）、微姐（周微林）、蒋路大哥、群姐（龚尔群）等管理我们的学习生活。当时，国共谈判，政协召开，全国民主运动蓬勃而起。我们常同社大校友一起听课，很多党中央领导人、著名学者、作家，应陶先生邀请前来讲课。我们还参加了“较场口事件”“追悼‘四八’烈士”等政治活动，同学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可是，同学们无不思念着草街子、古圣寺和回龙寺。那儿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我们心中的家。

当时的情况是：古圣寺的原校舍尚未归还寺院，陶先生的居所逸少斋保存完好，回龙寺校舍归还了地方。应该说，那儿还有我们育才学校的一大笔“精神校产”，就是我们师生们开办的四十多个“农民识字班”。数以千计的农民怀念着育才学校，有的年轻人随我们迁校而跑出来。

1946年初春，可能是以意姐为支书的秘密党支部决定：为了保持和草街子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继续开展教学和政治活动，派屠公博大哥率领十多个同学，组成“工学团”，返回草街子工作。记得“工学团”成员除了群姐外，有同学王传义、石盛宽、易复志、詹廷栋、曾静、刘淑清、解伟民、黄玲、黄琪、唐仲芬、董合欢、股晓风、文康、周毅、我和陈××（我忘其名，姑且称“大陈”）。

我们立即出发。

草街子，我们回来了！这是我们内心最亲切的欢呼。

我们落脚于古圣寺老校舍。一放下行李，我们就分头去到过去办“识字班”的各个村庄，拜访父老乡亲。他们笑言相迎，奔走相告，不出几日，各村的“农民识字班”纷纷恢复起来了。

此时的“识字班”，已不仅是教文化，还宣扬革命思想，大讲农民翻身解放之路，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和革命者的故事。当时从城市和老区传来的革命歌曲，唱遍了草街子田野。草街子更“红”了，这也引起伪乡公所的憎恨，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

我们一个个意志坚强，辛勤工作，脚穿草鞋，走遍山路，顶风冒雨，早出晚归。我们相互扶持，亲如兄弟姊妹。这是我们育才生活中很艰辛又很光彩的一页。(www.xing528.com)

当年7月，我们遭受了人生最大的心灵创痛——敬爱的陶行知先生，不幸在上海逝世了！屠大哥和我们“工学团”全体同学抱头痛哭，声震楼檐，直至深夜，仍有抽泣声。

陶先生临故前，给全体师生留下遗言：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那就感召一万位民主新战士补充……

此刻，我们迫切希望，早日投入革命洪流，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对育才学校的压迫和围困。屠大哥奉校部之命，将“工学团”带回红岩村。临行前夕，屠大哥找我谈话，他说：“我们走了，育才学校还留在农民心里，我们不能断了同他们的血肉联系。因此，决定把你和大陈留下来，留守草街子，保住逸少斋，要你俩办个农民治病的小卫生所，药品、药具，都已准备充足，你同意吗？”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屠大哥的这番话，同时也向大陈说了。在此以前，我曾向校医屠二哥（屠公博之弟）学过一些医药卫生知识，给农民治过小疮小病，这大概就是要我留守下来的缘故。“工学团”一离开，我和大陈同学便住入逸少斋，把中间的客厅和用夹壁隔开的四间小房通通打扫干净。将原先是陶先生卧室的左边一间作为药房，摆满药品、药具；我和大陈住右边一间；后边一间住着临时请来的校工杨大爷。不出两日，我们这间小“卫生所”便正式开张了。

当时我十六岁，大陈比我大两岁，社会经验比我多，他管内勤，包括接待来访群众和经费开支。我管外勤，每天提上药箱，轮流到各个村子“出诊”。说来也真奇怪，我竟用最普通的药品给很多乡亲治好了病。比如用阿司匹林治好感冒，用甘草片治好咳嗽，用黄药片和奎宁丸治好疟疾，用硼酸水和碘酒治好皮肤创伤……有一天，两个年轻农民用滑竿抬来一个中年人，他呻吟不止。一看，他的一只脚肿得像一个小枕头，皮肤已经溃烂了，这是被乡下人称为“粪毒”的重症。我不敢治，他们苦苦要求，我只好大胆施药：用硼酸水冲洗疮口，除去脓血，敷上黑药膏提脓，几天后肌肉转为正常颜色，便撒上生肌的药粉。治了半个月，换了几次药，这位乡亲的疮居然痊愈，能下地走路了。他们提上蔬菜和鸡蛋来道谢，被我们谢绝了。他们说，要记恩，要为我们传名！

学校给我们的经费很少，又不收乡亲的药费，我们的生活很苦，每天两顿饭都只有凉拌小菜佐餐。下村，乡亲们总是留我们吃点什么。土门子村有位吴幺嫂，常给我们吃苞谷粑，我一直记着她的恩情。冬天快来了，我只有两条布单裤，见一位农民只穿着烂短裤，就分一条给他。自己冷，又不能在屋里生火取暖，就靠蹦蹦跳跳活动筋骨，暖和身子。

眼看着乡亲们缺衣穿，我忽然想：进了城的老师和同学们，多少有了些外援，可能存着些旧衣破褂，我们不妨回校部募一次捐，给乡亲们帮补一点寒衣。我把这个念头给大陈说了，他完全同意。于是我连夜写了一封“告同学书”，由大陈带回红岩村。经意姐、屠大哥的赞同，大陈在朝会上朗读了我写的“给乡亲捐衣”的建议书，受到大家非常热烈的回应。同学们把多余的衣物全都捐出来了。这些旧外套、旧棉衣、单夹布服、新旧鞋袜等，有两三百件。大陈把大堆大堆的衣物设法运回逸少斋后，我们连夜召集“识字班”积极分子，把衣物分发给最贫穷的乡亲们。他们的身心，得到了“育才的温暖”。

1946年12月，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引发全国性的“抗击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育才学校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和骨干之一，我和大陈都坐不住了，想赶快回城里参加实际工作。与此同时，草街子伪乡长公开扬言：“育才学校的人如不赶快滚蛋，我可要动手了！”在此情况下，我俩写信给意姐和屠大哥，请他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得到了回信，他们嘱我们立即撤回红岩村校本部。

我们受学校师生的重托，圆满完成了“留守草街子”的任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逸少斋、古圣寺，含泪告别乡亲们。根据意姐的安排，我们前后离校去到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