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往事：育才学校的探索与挑战

夏英岚

我是马侣贤校长的妻子，是行知中学的退休员工。在退休前，在学校工作了三十余年，经历了学校建校初期的四川古圣寺、重庆红岩村以及上海余庆桥赵家花园的各个时期，见证了学校发展的历史，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我进育才学校时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是1941年秋天通过马侣贤校长的关系进入育才学校的。大家知道，马侣贤是陶行知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他从1927年进入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读书起，就一直追随在陶先生左右。1930年，陶先生给他三十元开办费，叫他到晓庄附近一个村庄办小学，他依靠当地的农民群众，把这所万寿小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地最好的一所小学，受到陶先生的注意。1932年，陶先生指派他到宝山筹办山海工学团，并担任第一任团长。1939年春，陶先生决心筹办一个以培养新型人才为目的的学校——育才学校，又想到了马侣贤，于是急召马侣贤到重庆参加筹建工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国土大片沦陷，我们全家从安徽老家逃难到湖南。接到陶先生的召唤，马侣贤把我们安顿在四川、贵州、湖南交界处的小城秀山后，急赶到重庆。他初期担任学校的总务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等学校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我们接到重庆，就这样，我来到了育才学校。

当时的育才学校，是在重庆远郊草街子古圣寺。草街子在嘉陵江边，从古圣寺到草街子，大约要走五里山路，然后从草街子坐船要坐半天才能到北碚，到北碚后还得乘几个钟头汽车才能到重庆。所以古圣寺的地点是很偏僻的。

到了育才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条件非常艰苦。陶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从保育院的难童中挑选的有才华的孩子，对其加以培养。陶先生曾在参观保育院时，看到不少达官贵人认领干儿子。这些达官贵人选的都是模样长得漂亮的小孩，而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小孩则被放在一边不屑一顾。陶先生发现有一个孩子很聪明，只教他三个小时，便能领导一百多个小孩唱歌，只接受三天的训练，便能用音符把一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写出来。只是这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因害癞痢头，被达官贵人扔在一旁。陶先生把他选入育才学校后，一方面请最好的医生医治他的癞痢头；一方面加以培养，使其天分得到充分发展。这人就是有名的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国家乐团的指挥家陈贻鑫。

因为学生大多是难童，当时国民政府曾答应给育才一些补助，但钱却很少。随着物价飞涨，没多久，补助的钱只能应付学校总开支的七分之一了。陶先生在给马侣贤的信中曾写道：“今接来信，知道每月所亏超出预算甚大，解决之法，一为开源，二为节流，三为努力生产。开源我担任，节流你主持，生产要全校动员来干，务使地尽其利，人尽其才。”陶先生曾找过冯玉祥先生，冯先生答应负责十个人的吃饭问题。陶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倘若找十五位冯先生，便不至挨饿。”

陶先生募捐来的米到的时候，我们师生都非常高兴，师生一起来到嘉陵江边，像接力一样，把米运回来。

但是米还是接济不上，因此，我们常吃已经发黄的霉米，加上菜、蚕豆、南瓜充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一天只吃两顿，每顿的饭菜限量。不光吃很困难，其他方面也非常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冬天都缺垫被。四川山区是很阴冷的，没有垫被晚上睡觉真的十分难受。但是我们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散稻草铺在床上，晚上睡在上面，又松又暖和，压扁了，太阳底下晒一晒又恢复了原状。(www.xing528.com)

穿的也困难。学生都是难童，穿的也要靠陶先生募捐来解决。为此陶先生一再教育大家，穿衣一定要爱护，爱惜得好还能多穿一段时间。

学校给我第二个印象是朝气蓬勃，团结友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大家乐在其中。在育才没有什么“师道尊严”，更没有当时盛行的体罚学生的情况。老师像对待弟妹一样爱护学生，学生也像对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尊敬老师，称之为大哥大姐。我到学校后，大家就叫我“夏大姐”，张其时先生大家称他为“张大哥”，林力锋先生称他为“林大哥”……全校只有三个人例外，陶先生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夫子”，马侣贤操持整个学校，大家尊称他“马爸爸”，还有孙铭勋老师，被称为“孙妈妈”，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解放。

学生的学习也十分自觉，每天清晨、傍晚，古圣寺的周围都是认真复习功课的学生。有个时期由于经费十分拮据，学校教师精简，同学们就自动组织起来学习，坚持不荒废学业。陶先生对此大加赞赏，称之为“先生不在学如在”，是真正的学习。教室不够，大家平整了一块地作露天课堂，种上芭蕉，称为“林间讲座”。

育才学校之所以能坚持办下来，而且越办越好，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极大，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陶先生有巨大感召力。育才学校办学不要当时国民党政府一分钱，办学经费主要靠陶先生募捐得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故意刁难，育才学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困苦。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陶先生将许多精力放在了筹集捐款上，四处奔波，“十扣柴扉九不开”。加上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和平而到处呼号，来学校的次数很少，所以我看见陶先生的机会不多，但是陶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尽管他在国际、国内都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同甘共苦。我记得很清楚，陶先生来学校给学生们上课时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场的人看见后都非常感动。

育才最困难时期，曾有人劝陶行知不要再办育才了，说他办育才是抱着石头游泳，自身难保。认为凭他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不愁当不上官过不上好日子。陶先生却回答说：“我不是抱着石头，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有劲，越游越有精神，还是坚持把学校办下去。”他在写给马侣贤的信中说：在平时办学，一帆风顺，人人都能办，只有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奋斗是万物之父”，他还说，我们现在正在“急水滩头挣扎，撑篙的、拉纤的、掌舵的，都要随处留神，在扼要处着力，自能安达彼岸”。在育才最困难的时期，陶先生提出了学习武训发扬武训精神的号召。他写信给马侣贤说：“我想中国现在还要有武训精神，武训生前创办了三所学校，有钱的人不肯出钱兴学，有学问的人不肯认真教人，青年小朋友不肯用功求学，武训都要向他们跪求，跪到他们答应为止。学校没有钱，我相信我还能劝人捐钱来，至于认真教人和用功求学的责任，是要你们担负起来。如果遇到教师不认真教人，小朋友不用功求学就请你发挥起武训的精神，把他们改正过来。”马侣贤忠实地执行了陶先生的指示，他任劳任怨，始终在偏僻的校本部与师生同甘共苦。陶先生称赞他“不辞劳苦，廉洁自守”。在陶先生、马先生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育才终于维持了下来。

育才能够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还和地下党的支持帮助分不开。育才从成立之日起，就有着地下党支部。尽管当时他们的活动是不公开的，但是学校的一些骨干，他们坚韧不拔，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协助陶行知、马侣贤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工作，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地下党员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