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苗
我怀念“管二八”，正像怀念我的故乡一样，那么深沉，那么执着，时时刻刻都会浮现眼前，就是有些细节也未能遗忘。
抗战胜利前后那些日子，会不会打内战？能不能实现民主？形势已非常明显紧迫！不管是育才还是社大的同学，都已走向了社会，为呼吁民主反对独裁、争取自由、制止内战而奔忙了。我和我的这些同学们，不是不幸而遇着艰难日子，而是有幸生于那个烽火年代，能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尽上自己之力。这样的岁月，这样的“管二八”，怎能不令人时时怀念，怎么会叫人淡然遗忘！
“管二八”就是管家巷28号。二十八合起来就是个“共”字。因此，那时就有个附会传说，说是警察局有意给安的这个门牌号，意味着里面住的是共产党。虽然这里并非人人都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人人都尊崇民主。1945年每周六晚举办的“民主星期讲座”就是社大的前身，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专家，如董必武、乔冠华、华岗、许涤新等都来讲过课；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如邓初民、阎宝航、王昆仑等作过时事分析演讲，使我们受益不浅。
其实，不管是育才还是社大，这里的课程也都是在追求和传播真理，教大家正确认识社会时局。凡我热血男儿或巾帼女将，哪一个又不会走向社会去争取未来？也就是革命！而且这些课程，这里的生活空间，也都充满陶行知校长的教导精神，爱满天下！育才文学组请来的郭沫若、茅盾、曹禺、夏衍等著名作家讲授他们的写作经验都充满着爱。爱国家，爱人民。习作中也随处能够见到关心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场景，这份爱心在绘画组的作品中表现得更是分明。而社大同学年纪更大、更加成熟、更加接近实际，他们大都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践行着对国家、社会的热爱，尽力发挥着光和热，为人民、为未来添砖加瓦！
因此，当时局面临着是否能举行政协谈判，政协谈判的进展内容能否如实地及时传达给人民群众等事成了问题，这都成了社大同学及整个“管二八”人的主要关注。尤其在一些报社工作的同学，更得拿起笔向社会传播真理，进行战斗。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被特务破坏，被殴打的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沈钧儒等，被我社大、育才、“管二八”的同志救出的那些日子，波澜壮阔，惊天动地，怎么能够忘却？！
“管二八”也是重庆当时的一座民主堡垒，反动派岂能不明白？他们“军统”主办的《新华时报》就时时对我们加以攻讦，刊登一些“育才、社大是共匪”“管二八里鬼影幢幢”之类的“消息”。他们是拿着屠刀，准备随时到“管二八”查封学校、杀戮逮捕的。因此他们就常在管家巷中扔砖石或成包的沙子，打在社大教室的屋顶上，使你不能安心上课，以为这样就可动摇你的意志。真是枉费心机！
最难忘的是较场口血案那天，陶校长回来得较晚，叫开大门后就吩咐把大门打开，让反动派来搜查。他站在里面靠墙的砖台上，面对着大门，向我们在大天井里的这百多人讲演起来。他愤怒地说：“今天反动派破坏庆祝政协谈判胜利的大会，就是在破坏政协谈判的成功，撤毁政协协议。殴打主席团，这是又一次的政变。我们光明正大，不怕流血牺牲，打开大门让他们来搜查吧！看看我们有什么不合法！”同时又给我们指出说，今后的斗争会更加艰难了，我们要作好面对困难、知难而上的准备，但不管怎样，民主终会实现，我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
那时的气氛，极其严肃，还颇带几分悲壮。
那几天的空气都有点紧张，有的易遭诬蔑的书报信件、一切文字各自都作了处理，有的人也作了转移，大家做好“管二八”会遭大清查的准备。但大家是平静的，没见有人紧张惊慌。
“管二八”呀！那时就又集体经受着一次考验啊！
那几天我时时在想，我的这些社大同学们，他们有的还是在反动派管束下工作，他们在较场口暴露没有？他们又转移何处？有地方暂住吗？他们的职业位置还保得住吗？这真是革命啦，是会有牺牲的！也许你没有任何预感和估计，平平安安地走回住处时，在附近早就埋伏了特务，便把你悄悄地速捕入狱了。
我住“管二八”是在一靠墙的小平房，那里住有一位少年同学，我们有时夜里听得见外面管家巷冷巷里有三五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进来几块砖石，还要喊一两声“小共匪”。(www.xing528.com)
不久，成国超大姐、甘梅先、朱廉芳，还有我都各自被叫去了红岩村，为“八办”子弟读书方便去办“红岩小学”。那里当然也有特务监视，但相对说来，却比“管二八”要安静得多。我也才更深一层领会到力扬传达的深意：不要报道描写育才社大在较场口大会的活动，以免给特务以借口。他们随时都可能冲进“管二八”，查封学校，逮捕师生的。
那一年，一直到秋天我时常有事进城来，照样住在“管二八”，但有的同学已不知不觉离去，有的后来还见了面，有的就再也见不到了。
“管二八”就如军营一样，流动着不少革命工作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这样，不少同志朋友，来了又去了，如周显涛、陈作仪、王有余、刘光荣等，到你弄清楚时，他们都已牺牲了。这“管二八”怎能不叫人永远怀念！
陶校长去世后，形势一天比一天更紧张，“管二八”已受到过许多刁难，不能随便来了。尤其到了1947年，形势越来越紧张，南方局和《新华日报》还能否在重庆住下去，已成了大问题。吴老玉章同志已公开了他是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分头给有联系的同志作报告，实已是告别演说了。我是在青年会大厦四楼会议室听的，听说他也到社大作了这个告别演说。在青年会楼上吴老说得很清楚，今后形势将会非常严峻，特务近来已在郊区暗杀，将来的流血牺牲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要大家同志互相关照，自己多多保重，慎重，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但要记住，黑暗是暂时的，前途一定光明，要有信心，革命一定会胜利，黑夜行路千万不能失足。这时我才更感到“管二八”这个革命营盘的可贵，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互相关心、鼓励、督促，离开这个革命家庭，难免也会感到孤单，“管二八”这个革命大家庭，就更使人留恋。
不久，在蒋政府强迫下，吴老率领办事处《新华日报》全体同志返回了延安，“管二八”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正春风暖和时，力扬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要离开重庆了。“管二八”将会怎样还不得知，但估计迟早会被搜查封闭，不可再来这里了，千万不要冒险。老师说得令人心情为之闷塞，要去哪里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以后才知他和艾芜一起乘船去了上海育才。从那以后就再未见过面，我也再未去“管二八”。
那以后的“管二八”是什么情况，无从知道。从报纸上看，好像反动派已来查抄过，封闭了。我多次慢吞吞地从管家巷路过，多么希望能碰见一个“管二八”的老师同学啊！尤其1948年8月我从特务手中脱走后，没有地方能稳定落脚，也曾路过“管二八”，那时多么想念这个民主堡垒、革命家庭啊！若她还存在，我就可稳住几天，不致漂泊难定，无落脚之处了！
解放后，我家迁到了放牛巷长十间，正在“管二八”背后，我常常去到门前，见楼房还在，后来还见石槽大门巍然独立，那怀念的感情也更深了。要都保留下来有多好，这是南方局革命领导前辈常来之地啊！听说20世纪80年代重庆当局已将此处定作了革命遗址永久保留，我多么高兴，立即在《育才社大校友讯息》上发了消息。但历时几何，“管二八”遗址已是荡然无存了。
魂兮归来！可那些先烈又能魂归何处？
“管二八”虽然不存在了，而它作为历史的印记和那一件件往事，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2005年12月1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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