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年
1939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办学宗旨为“从流离失所的难童中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幼儿，给以适当的培养”。
育才学校没有自己的校舍，一直是令陶行知先生头痛的问题。草街子时期，育才学校租用一座名叫古圣寺的庙宇作为校舍。古圣寺面积有二千六百六十七平方米，能够容纳数百名师生生活学习。陶先生派人将这座庙宇租借下来，于1939年5月22日，由乡、保、甲长参与作证，古圣寺的和尚、佃户四邻参加，正式签了租约，交了定金和租金，然后对房舍进行维修。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这里开学。
但育才学校在古圣寺的六年中，一直受到当地豪强的欺凌压迫，有时矛盾还异常尖锐。1941年11月，合川县政府下达“训令”，要求育才学校立即迁出古圣寺，如果拖延不迁，一旦发生有人强行搬入的情况，则县政府概不负责。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陶行知先生一直多方奔走。1942年元月，他“在敌人炸弹下的破屋中，找到了一所无人管理、无人利用的大屋，费了很多的查问，访到这屋的主人，并承屋主人的允许，租予居住，以我方修理费作为五年的租金……”这处房屋就是重庆七星岗至较场口之间的管家巷二八号，简称“管二八”。陶先生马上把正在重庆市内进行演出和举办展览的戏剧组、音乐组、绘画组的师生迁至“管二八”。
1946年1月19日，陶行知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最近在化龙桥租到房屋十余幢，预备将自然组、音乐组、舞蹈组集中在那里……”不久，正在重庆市区内实习的文学组、社会组的师生也搬到了化龙桥。
当时的化龙桥地区包括红岩村在内，陶行知先生信中所写的“在化龙桥租到房屋十余幢”，指的就是红岩村大有农场山沟里散落的房屋，这都是饶国模女士的产业。原来的地形地貌在修铁路时遭到破坏，当年的房屋除了国民参政会大楼以外，其余的也都已不存。当时的红岩村非常荒凉，完全是荒谷一片。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居住的三层楼房“红岩嘴13号”，就在对面半山上，南方局与育才学校比邻而居，近在咫尺，来往十分方便。常有南方局的同志从山上下来，给同学们讲时事、政治；而南方局每有晚会或庆祝活动的时候，也常请同学们去参加演出或伴奏。叶挺将军出狱时，南方局举办欢迎会，音乐组前去演奏音乐。春节晚会，同学们也去参加跳舞。周恩来还在晚会上讲话，他对同学们说：我们现在正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谈判成功，组织联合政府，我们就请你们的陶校长来当教育部长。
育才师生给红岩荒谷中的几栋房屋分别取名为武训大楼、居里楼、星海室、卢梭园等，这些名称寄托着他们的理想。
1946年5月，南方局随同国民政府东迁南京后，南方局使用多年的那幢三层楼房空置，饶国模女士就用它来开办红岩小学。不久，红岩小学与育才学校合并，这幢楼房由育才学校用作学生宿舍。饶国模没有向南方局收取过房租，育才学校同样也没有交纳房租。育才老同志李能寿说：“作为贫困的租借方，我和孙铭勋校长要定期去拜望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说明育才经费困难，出不起房屋租金，请她谅解。”国民参政会的那栋两层楼房，育才学校名为“租用”，实际上也没有付给租金。
1946年至1947年上半年，育才学校大部分迁往上海，小部分留在重庆。留在重庆的部分由党支部书记廖意林负责。据当时在育才学校任教务主任的张再为同志回忆说，1947年五、六月间，学校分批由渝迁沪，留在重庆的部分是原来的普通组，包括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班，还有小学的四个班，共一百五六十人。校本部离渝之前，决定以郭平先生（原小学部主任）为校分部主任，郭平在晓庄与孙铭勋同学关系融洽，凡重要问题，郭平都和孙铭勋商量办理。经费每月由上海校本部拨付，时经一年，平稳过渡。1948年暑期开始，郭平辞掉校分部主任一职去上海，由孙铭勋接任校分部主任。
党组织方面也有变化，校本部迁上海后，廖意林也离开育才，到位于新桥的适存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工作。廖意林离开后，重庆育才学校由孙铭勋全面负责。孙铭勋是陶行知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南京开办的晓庄师范的学生，跟随陶行知先生实践“生活教育理论”已经二十多年，参加过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同时孙铭勋还是1935年入党的党员，他曾这样说明自己担任育才学校校长前后的情况：“陶行知先生去世，育才各组迁上海之后，留在重庆的部分，发生存亡问题，上海和重庆两地的同仁，经过两三个月的思考，研究讨论、争辩、协商，最后决定由我来负育才学校重庆分部的行政总责，而我自己在决定担负这个责任的时候，曾对大家说：虽然我的性格和我的健康是不适宜担负这个工作的，但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坚决地担负下去，任何艰难困苦，我绝不哼一声。”
开始时，重庆育才的经费由上海育才本部接济，内战爆发后，重庆育才分部与上海失去联系，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募捐又越来越困难。周恩来离开重庆时鼓励大家说：“把育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个鼓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苦撑苦熬中的育才师生。
这是最艰险的一段时期。国民党全面崩溃如临末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政治上黑暗到极点，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每天都有特务在育才学校内外窥探盯梢，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被捕牺牲。育才的共产党员们不得不随时变换住处以逃脱特务的追踪。常常是在黄昏时，孙铭勋或张再为等党员悄悄地潜回红岩村，回到学校来处理事务，这时是监视了学校一整天的特务们交接班的间隙。(www.xing528.com)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时募捐困难，无人接济，育才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许多社会贤达、育才之友都先后遭到威胁迫害，募捐越来越困难，到最后几乎成为不可能。孙铭勋四处奔走，寻求经济支援，偶尔也能获得一些援助，那是一部分自己也很困难的爱国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捐助的。据当年的育才学生回忆，每当大米或煤炭运到化龙桥下的嘉陵江边时，孙铭勋就亲自带领全校师生，挑着箩筐，背着背篼，一齐来到码头上，搬煤运米。有时他们得到募捐来的一些旧衣服，也不管长短大小、颜色样式，每人分得一件，就立即穿上御寒。
正在育才学校山穷水尽、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直关心着育才的周恩来同志，让孙铭勋以前在南京晓庄师范的同学、原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组长袁超俊从香港汇来八百块银圆。收到银圆汇票后，又惊又喜的孙铭勋并不知道银圆是谁汇来的，只知道这是党组织的关心和温暖。这笔钱解决了全校师生的温饱，其来源的详情直至解放后才了解。
1948年至1949年，孙铭勋领导着育才学校在艰难中撑持，不但把数十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保存了下来，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发展。
孙铭勋还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教育策反工作，通过内线关系，他参与了促成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杨熙宇的起义，派遣学生周竞等人打入国民党二三九师，策动起义。不幸的是，因行动不慎泄露风声，起义失败，周竞等人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大力营救才出狱。
这个时期，孙铭勋已经在思考着解放后育才学校大发展的实施计划，他所规划的“育才学校的道路”已经考虑成熟了。
解放军终于来了，重庆解放，高高飘扬在市中区解放碑顶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育才师生绣的；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队伍，育才师生走在最前面；最先活跃在重庆街头的，是育才的秧歌队、腰鼓队、活报剧；重庆广播电台在解放当天播放的第一支歌《民主建国进行曲》，也是育才学生唱的。
对于育才的发展前景，陶行知先生曾经有个尚不成熟的设想，他希望育才学校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渐趋完整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陶行知先生去世，重庆育才校长孙铭勋决心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去实现这一理想。
长期战乱结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育才学校应该如何发展，到接近解放时，孙铭勋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考，其计划见1950年7月21日《新华日报》第六版《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孙铭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方针和实施计划，包括育才学校的发展方向、所具备的特点、发展的几个阶段、目前的态度、今后的希望等，还回答了人们提出的疑问。
《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是在长期战争、兵荒马乱、食难果腹、居无定所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教育实践的思考，是对一种新型教育体制长期探索实践的总结性回顾与前瞻性展望。这条“道路”还不完善、不成熟，还在试探阶段，但是它预示着中国素质教育发展的远景。孙铭勋草拟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学校的计划，设计了一套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的完整学制。他说：“现在解放了，应当着手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把学校办到社会上去，教育深入群众中去，首先创办一所育才学院。”他忙着争取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文教局的支持，忙着物色德才兼备的教师，筹建新学校。
1950年3月，育才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已由政府负责。这一时期党和政府让育才师生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孙铭勋写的文章经常见诸各报纸杂志，育才师生的学习及活动情况也经常为各报刊所介绍。1950年1月28日《新华日报》登出一则广告，介绍孙铭勋的新著《从行知诗歌看教育》。同年7月《新华日报》还辟出“教育广场”专栏，让育才师生组稿编辑，刊登育才学校、巴蜀学校、清华中学等各所学校师生的文章、儿童诗歌、绘画作品等。
但是另一方面，育才的校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到1950年秋天，解放已经快一年了，育才学校还是在红岩村勉强维持。直到1951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育才学校正式和已经停办的邹容中学合并，整体搬迁到谢家湾，从此育才有了自己的新校舍。
（本文题目由编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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