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学校今晚遭搜查：关注眼神传递的焦虑与疑问

刘代良

1947年，仲春时节。作为普通组六班新插班生的我，对育才学校情况逐渐熟悉了的时候，也正当是我那篇《桃花源里的学校》作文写好还尚未交的日子，忽有暗中传闻，学校可能要遭搜查。很快，班上正式传达，大意是：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写的日记、文章、墙报稿、身边信件或不能公开的文字印刷品等，只要认为是不妥的，都把它销毁。一种黑压压的暴风雨突然将临的预兆，使从未经历过的我感到的不是紧张，而是茫然。我想，我没有写日记，也无信件，现在还没有写过墙报稿，更谈不上给报刊写过刊登的文章，哪有不妥的？怕啥？但到后来，忽然想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作文，它是我进育才后写的第一篇文章，那是梁姐（梁文若老师）规定自己定题目写自己最有感受的东西。那篇内容是我以前读外面的中学与现在读育才的不同感受。白纸上写黑字，两者对比，写下了过去读的中学差，现在读的育才学校好的认识。想来想去，终究认为不妥，便在那天中午，忍痛撕下，一个人在教室旁的乱石小溪沟里，烧了这篇还没有让梁姐批阅过的作文，难过地看着灰屑随水漂走、沉下。

看来，学校行动是一致的，全校气氛紧张起来。那几天，在我们宿舍对面那桃树林中的一个防空洞里（抗战时期躲日本飞机轰炸挖的），烟雾缭绕，大都是文学组、社会组等比我们年龄大、个儿大的男女同学，在那里烧东西。还有一晚，我们听见仅隔宿舍不过两丈之距的堰塘，有急促的脚步与东西沉水的声音。活跃的刘远披衣下床跑出去看了回来说，是学校打包沉书了。就这样，紧张了几天，却未有什么动静，整个学校又恢复到原来那祥和、欢乐、安定的学习氛围。

这时，在山拐坡那边音乐组的提琴声、钢琴声又悠扬地在山谷中飘荡起来，绘画组也有人坐在野外望着蓝天白云调彩写生。上武训大楼的图书馆路上，同学也三三两两的，就在这种安宁的日子中，太阳升起又落下。

一天，晚饭后，班上几个同学碰在小操场边了。不知谁提议出去散步走走，于是，有陈士益、张书麟、我，还有一个，现在记不确切了（可能是冯鸿乙吧）。我们四个慢慢走出山沟谷口，又从外面另一面山坡小路走回，不时欣赏着山野景色和远山落霞，那心情是何等的愉快！当我们走到返校途中有株黄葛树的坡口时，天色已晚，望见学校已见有灯光在微弱闪亮。我们再往前走的路便分岔了，平行的一条，是进租房给学校的农场主小别墅，往下一条就是去学校各处的房子，两条路都是在浓密的柑橘树荫下，在这天快黑时分，显得更阴暗了。

忽然间，飞来恶声：“站住！”它打破了宁静，在夕暮的空气中震荡。这下，我们怔住了，大家停止脚步。眼前，忽见从柑橘树荫下蹿出端着步枪、上好刺刀的士兵数人，直扑我们面前。最前一人又喊：“举起手来！干什么的！”他的枪刺直对准个儿大年岁长的张书麟。张书麟那时可能已二十岁左右了。他写一手好毛笔字，还在学校兼任文书抄写。他是随学校由合川草街子古圣寺迁到重庆这红岩村的，可说已是经历过不少事的人了。只见他一边缓缓端手，一面很有主意地慢慢道来。原话大意是：我们是那边沟下面那工厂的工人，下班晚饭后出来遛遛，准备从这下坡回去……他们端详着张书麟那灰黑补疤的长棉大衣，黑红黑红诚朴的脸，再看一个个穿着各式各样的旧衣与高低胖瘦不一的这三个少年，看来他们相信是童工了。又继续凶狠地大声吼：“这儿不准走！赶快从原路回去！走！”

于是，我们从惊吓中无声地匆匆返回了一段原路，再看无人，便停了下来。大家这才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悄悄地发表意见了。可以说都一致领会到学校今晚遭搜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你言我语的，不外乎如何回校才好。但分析的结果是：这条路回不去，必然是来的正沟原路进校口被军警占守，学校近处四面山坡也可能有军警包围，若再往这条路前行，走不得啦！那里是美国魏德迈公使馆房子。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往上面荒山爬。但爬上去又到哪里去呢？对于少年的我们，安顿自己的地方，只有自己的家与读书的学校。现学校回不去，家，都不在附近，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可说人人突然感到身无立锥之地，今晚睡觉的地方都被统治者剥夺了。就这样，谁也打不起主意而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显得机灵的又是重庆城市人的陈士益，他激动而又大方地说：“那就兜个圈上我家去住一宿吧！”他，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可说想得十分周到，而且马上成为一个带头的组织者。他继续说：“我们向上爬，从这荒岗野岭的坡顶上朝沙坪坝方向走，走到小龙坎那一带下坡，坐马车再转回到牛角沱。”因他父亲是《新民晚报》职工，家就住牛角沱附近上清寺、两路口一带。于是，我们这三个，谁也没说一句话，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听从了他的主意，跟着他，在星光下，向没有路的坡顶爬去。然后，又再在山岗野岭顶头向他说的方向，高一脚低一脚地踩在茅草和荆棘丛中，没有路却走出一条路来。就这样急速不畏险阻地在山顶上走了八九里，看清了小龙坎的灯火光亮已在脚下，不管斜坡陡坎，大家就攀枝拉草下行；遇上石骨子滩滩，就蹲着连滑带梭下去，大家很快到了街上。

现记不清了，很大可能仍是陈士益拿钱买了车票。大家坐上了马车，正好，加上车夫五人，车像包车一样立即启动了。它沿着嘉陵江岸那条唯一通向重庆市中心的公路，在夜风轻拂下马蹄声嗒嗒而去。当经过红岩嘴时，大家把头向右转过来，向心中所念的学校望去。那里究竟怎样了？可是这沟谷深处却是蒙蒙的夜雾笼罩着。从个个专注而显焦急的眼神中，表达出每人对学校的关切——学校被搜查些什么？老师被捕没有？同学们又如何？但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显示出了大家沉重的心情。随着马车的转弯，学校景致全部消失，大家才回过头来。(www.xing528.com)

到了化龙桥正街，在惨白的路灯下，人们行色匆匆，气势森严，马路中心的交通岗亭，除交警外，还增站了一个十分显眼的挂手枪的宪兵，而两旁人行道上，既不时地见有几个短枪的宪兵游弋，也见某些道路口有背长枪的步兵把守。我们都明白了，这是专为搜查育才学校而特地布置在这一重要的交通地点的。这时，我心里想，他们会拦车检查吗？我不安地以扫描的眼光望去，又左右来回几次盯着这些军警。看来，他们对这马车的到来习以为常了。可此时的车夫却似乎感到这形势对赶车不利，要快马加鞭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即刻不让对方看见扬鞭而是侧身抽马，使马小跑起来了。这时，我的耳朵里，装着的是车轮滚滚声、马蹄声、铃铛声、风呼呼声。就这样，我们通过了化龙桥这一极有风险的岗哨查巡警戒线，安全地经李子坝直向牛角沱而去。

那天晚上，陈士益突然带来这么多人上他家，自然免不了他家大人一开始的质疑。但陈士益讲明后，便及时安顿了我们。看来，我们确实给他们那简朴而狭小的家带来了麻烦。我记得我与张书麟等三个人挤在只容睡一个人的单人床上，其状况可知。我人小，夹挤在两人中间，动弹不得，晚上实在难受极了。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就赶快起来，归心似箭。我们又上牛角沱坐马车返回。真是那么凑巧，在半途中看见对面而来的马车上坐着梁姐。想必她是因搜查一晚未睡，因有事天亮能脱身就上化龙桥坐马车进城的。应该说这时刻忽见到我们最心爱的班主任老师，心里感到多么的亲切！有多少话要说呀！然而，除我外，他们这些已在反动统治下经历过抗暴游行活动的师生，都会处理这些应急事件。此时，我们都很明白，当不认识，仅以目光说话。我瞧见梁姐端坐着，以她那双特大的、睿智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随着双方马车向前滚动，从正视到侧视以及回头过来，爱抚般地直望着我们。同时，那眼光也好像有些责备，仿佛说：“你们昨晚怎么要跑出来？”又好像说：“看我，不就说明没有事嘛！今天就进城来哪！你们不怕！快回去吧！”

可以说，我们几人没有一个不是目送着梁姐身影和那相对而来又侧身而过，逐渐远去的马车。这时，我心里忽然翻腾起一个想法。昨晚，我们就这样出走，没有与在校同学一起参与对搜查学校的军警斗争，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呢？可又想，我们是在军警的刺刀尖阻拦下不让进校的呀！脑子里乱了一阵儿，车已到了化龙桥。这时，再已无军警宪兵啦。但是，我们在商量中仍警惕学校是否遭包围，因此，不能从红岩嘴的正沟路与另一大路回校，而是从化龙桥进复旦中学的路上去，再绕进学校对面山腰，可把育才全校区域尽收眼底。

于是，我们几人悄悄地在半山腰钻进树丛、竹林，潜行到教室后的正面山坡，在慈竹林荫隐蔽下，蹲了下来，仔细观察全校动静。可是全校氛围却特别的冷清。我一下紧张起来，心想，难道学校的老师、同学都被抓走啦？隔了一阵儿，才见有个别同学出现，但不见慌张失态异样。我们这才又商量——从这半坡爬过去，绕到桃树林处下的堰塘坎边进宿舍。此后，我们就像鱼鳅一样，贴着地面梭动着钻进了居里楼进了各自宿舍。

我进到屋里，见刘远还在蒙头大睡。我叫他，他不回答。我拉开他被子，他不乐意，闭着眼说：“让我多睡一会儿，这么早，叫什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校这么清静嘛！这下，他睁开眼问我：“你昨晚上哪去了？”我告诉了原委。他忽地一下光着脊梁翻身坐起。“没事啦！”他大声说，“那些狗东西嚷，搜查学校是因为有共产党人用的发报机！上面武训大楼学校各办公室和校内一些怀疑的地方都查遍了。咱没有，找什么？把校长弄去问，折腾了大半夜才滚！我不怕这些狗东西，当着他们的面，唱朱警察查户口他能把我怎么样……”

后来，有同学知道这新鲜事，都要求仔细讲，笑听着发生在刺刀尖对准胸口下被迫出走的一段像故事的真事。

本文中涉及的同窗们，你们好！不知你们现在何处？若能读到，见文中有不实与错误之处请寄刊物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