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村雨
1946年我进入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读书,受到陶行知校长教育思想的熏陶和老师们的教诲,在短暂的两年求学时间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每当回忆在育才学校的学习、生活和斗争,就使人兴奋、向上;每当想起今天能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就会深切地怀念曾经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大哥、大姐。他们是我的启蒙者、引路人。从我进育才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被育才学校新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吸引了。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一块儿做工,一块儿学习,一块儿救国。别说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其中有的句子可能记忆有错)这是我踏进育才学校时听到的歌曲,还有同学们唱的《手脑相长歌》:“人身两个宝,双手与大脑。……”这些歌词,使我能粗浅了解学习是为了改造中国,学习方法是手脑并用。离开育才学校多年,都还受到歌词所揭示的哲理的启示和鞭策。
在学制上,育才学校也是独树一帜,当学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就进入分科学习。育才学校设有小学、普通组(相当初中课程)、专业组。学生由普通组转入专业组学习或直接进入专业组,要进行考试。主要是测验学生的智力和爱好。根据其智力和爱好确定进入某一个专业组。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可以加速培养人才。
记得我进育才学校时,就经过了两次考试。第一次是我拿着介绍信去会见方与严先生,他出了两道题让我进行单独考试。第一题是如果你有五千元钱,你准备怎么用?如果有一万元钱怎么用?第二题是作文题,写一篇来育才学校路上的杂感。我当时答卷的内容是:我若有五千元,就办一所学校,让穷孩子能上学读书。有一万元就办一个图书馆,让人们能够通过书本增长知识。这答案完全是基于当时个人求知欲望得不到满足,埋在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的表述。方先生看后说,你的想法都很好,但是办所学校的费用要比一座图书馆的费用多,这点你计划得不周到。作文题,我叙述了离家乡经合川乘船到重庆沿途的见闻和到重庆后几次找方先生未果,在重庆举目无亲的困境,发了些牢骚。方先生指出,能直言是好事,但对困难估计不足,教育我办事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要勇于克服困难,不要怨天尤人,并说明他为育才学校从合川草街迁重庆的事四处奔走,不常在校,使我扑空。这种平易近人的教诲,使我感到无限温暖。入校后我又参加了社会科学组新生的分级考试,我因对什么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被分到了低班。这种考试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www.xing528.com)
在教材上,陶行知先生探知要培养出人才离不开当代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教师素质,育才学校先后集中了不少思想进步和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很高的老师,担任各专业组主任和教师,以我所在的社会科学组为例,正副主任都是学识丰富的共产党员担任。老师们规定我们低班学习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中国近代史、语文等,这些课程的教材,大多由老师们编写讲义,另外指定一些参考书。教学方法除了先生讲课外,还采用讨论会、辩论会的形式,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
陶行知先生为把科学、民主带给人民,除了办学校外,他还亲自为农民编写识字课本,并教育学生当小先生,开办农民识字班,教贫苦农民识字和知晓国家大事。1947年,学校东迁上海郊区大场赵家花园后,又恢复育才学校的传统开办农民夜校。我当时和两位同学负责大桥头村的夜晚,指导我们的是戏剧组的一位老师(伍黎,地下党员)。大场是陶校长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的所在地,群众对陶校长十分熟悉和敬仰,听说要办农民夜校,就自动购置了汽灯,借用小学校的教室。学生有近四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和无钱上学在家劳动的十二岁的孩子,每晚上识字、算术两节课,然后唱歌或扭秧歌。大桥头离学校约两公里,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我们都准时去夜校上课。学校还免费为附近农民看病,学校校庆或开晚会,请他们来校做客。群众逢年过节或者家中有喜庆事也邀我们去做客。
同学们参加这些活动,和劳动人民有了感情。同学们离校了,也把这种工作方法带到新的工作地点。我曾经离开学校到浙江海宁农村教书,离校时,学校就发给我一些常用药品,如阿司匹林、肠胃消炎片、奎宁和外用药红药水、碘酒、高锰酸钾、消炎粉等,到当地照样为农民服务。
尽管我在育才学校只是短短两年,但它却是我人生中认识社会、追求真理、陶冶品德的重要启蒙时期,是我生活的起点。1948年,我在学校入党后不久,党组织介绍我们到苏北解放区。三十年来,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能够随着革命的进程不断向前进,是育才学校的教育给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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