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寒假街头宣传：揭露美军暴行，抗暴联发表声明

“一六”大游行以后，“抗暴”运动当如何继续深入开展？恰在这时，当局卑躬屈膝，把强奸犯皮尔逊交给美军处理，又一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及时提出，要继续扩大“抗暴”战果，把运动推向深入。“抗暴联”立即向新闻界发表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美军事法庭的判决，要求把罪犯交给中国人民处理，同时决定利用寒假扩大抗暴宣传；由“抗暴联”组织宣传总队；各区建立区宣传队，定1月28日至2月4日为“抗暴宣传周”，扩大、深入揭露美军暴行和美蒋勾结行径。重庆抗暴运动便掀起了新的高潮，进入了新的阶段。

宣传总队约一百五十人，由育才、社大、重大教院、女师院、西南学院、乡建学院等十六校的同学组成，育才占一半以上，其中最活跃的是戏剧、音乐、绘画几个组的同学。戏剧组排练了新的街头活报剧和曲艺；音乐组创作了《美军滚出去》《不用美国货》等新歌；绘画组画了许多街头漫画；文学组、社会组也准备了《采莲船》《打莲箫》以及诗朗诵等节目。1月28日，宣传总队第一次上街，由广播车作先导，然后是文艺表演大队和纠察大队。浩浩荡荡，边唱边演，一路张贴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交通常常中断。这种街头宣传，在市中区一连进行四天，形象生动，又是运用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文艺形式来揭露美军暴行及其侵略本质，效果特别好。例如《采莲船》有一段唱词：“有一班人最可耻，专给洋人当舅子，跟在洋人屁股边，放个臭屁他说香。”观众就大笑说：“硬是骂得好！”《打莲箫》唱词的反复重句和衬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一唱众和，分不清演员和观众，气氛很浓。正因如此，国民党当局恐慌万状，把宣传队视为眼中钉。市长张笃伦约见育才代理校长马侣贤，以“诋毁盟邦”“扰乱治安”为由要育才学校停止抗暴宣传，马校长不听他那一套，从2月1日起，继续组织到南岸、沙磁、北碚等郊区开展宣传。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之余，便派出特务、流氓对宣传队大打出手，血腥镇压。

2月5日，“抗暴联”南岸区宣传队共四十人在江北区公园宣传，观众很多，正到高潮时突然出现两百多名身份不明的军人和特务，挥舞棍棒、石块、拳头，对无辜学生进行殴打，同学们手挽手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暴徒们仍呼：“打小共产党，打小共产党！”从江北公园一直打到嘉陵江边，他们撕毁横幅，劫走捐款，抢去私人衣物，当场重伤七人，轻伤十余人，多数是育才和社大同学，其中表演《王婆骂鸡》的王锦波被打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事件发生后，“抗暴联”发表声明：“无论暴力怎样蛮横，我们决不会跪着生，我们宁愿站着死，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7日，组织两百多学生代表向市府和行辕请愿，同时决定继续到江北开展宣传。

“二五”血案一发生，育才师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到市民医院慰问受伤同学，他们没有被吓倒，反而酝酿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因此，参加2月8日宣传的人比平时更加踊跃，声势更大，组织也更严密，这一天学生中的党员摆在第一线，和群众在一起（平时宣传活动党员多在二线）。因此当暴徒围攻殴打时，同学们满腔怒火，英勇还击。扮演美国兵的周竞首先被打，他顺手抡起道具酒瓶向一名特务砸去，打破了那个特务的狗头，鲜血淋漓，他也被几个特务打倒在地。扮演老艄公的王传义手持一根竹竿被特务抢过去向同学们抽打。王继云同学不顾危险从特务手中夺回竹竿，并用自己高大的身体作掩护，让其他同学向街道两侧的店铺躲避。王传义、赵义熙为了掩护女同学谢仕柜，三人一起被特务逼到一个防空洞旁边的木板房内，特务们用砖头向他们猛砸，谢仕柜的头被打破，王传义的肩、背、腰多处受伤，两位黄包车夫立即把他们送到市民医院。育才的易难和社大的王有余为掩护年龄小的同学（有育才同学和蜀都同学），两人都受了伤，易难鼻血直流，也是黄包车夫主动把他们送进市民医院的。由于易难是“抗暴联”主席团成员、宣传总队队长，早已引起特务注意，组织上又把他转移到李子坝教会办的武汉疗养院治疗。

“二八”血案中，学生受重伤八人（育才五人），轻伤二十余人，多数也是育才同学。表演街头活报剧的女同学李才秀的头、手等都被打伤，头上有一条长三寸、深四分的大裂口鲜血直冒，送医院后三四天高烧，昏迷不醒。

两次血案，激起了全市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的义愤，重庆各界人士和社团组成“重庆爱国学生血案后援会”发表《为重庆学生血案告全国人民书》。育才学校孙铭勋等三十九位老师向报界严正声明：支持学生爱国正义行动。“我们永远追随着你们，打伤了三个就有三百个、三千个、三万个和无数万个民主战士举起火把更勇敢地站起来！希望你们好好养伤，来日方长，大难不止，行动不停！”已离开学校的育才校友也纷纷前往医院慰问受伤同学。

2月14日，“抗暴联”再次组织各校学生代表到市府和行辕请愿。市长张笃伦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同学生代表谈判。育才的杨明、乡建院的杨化宇等在里边同张笃伦面对面交锋，进步报社记者和广大群众则在外面唱歌呼口号，给代表们助威，最后迫使张笃伦答应了代表提出的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给受伤同学治伤以及保证学生安全、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六项要求。当代表们出来宣布谈判结果时，全场欢声雷动，育才的同学把杨明抬起来抛向空中，不断欢呼：“我们胜利了！”(www.xing528.com)

育才同学也是“抗暴联”的机关报《抗联通讯》的主要力量。“抗暴联”最早有一个快报组，“一六”大游行后，改作《抗联通讯》报道抗暴动态，沟通抗暴信息，交流抗暴经验，传达党组织的意图，指导抗暴斗争，由育才文学组的苏觉、解伟民、周毅同学主办，最后油印、组稿、编排、刻钢板都是苏觉承担，油印发行也是育才同学负责。第三期起改为铅印，版面改为八开四版，每期增刊到数千份，编辑力量也加强了，除苏觉外，增加了西南学院的秦志如、潘一平，川教院的洪宝书，重大的流涛等为编委。改铅印之后，《新华日报》《民主报》都代印过几期，《新华日报》撤到延安以后，则由李子坝安庆印书馆代印（此印刷厂系育才自然组郭富昌同学之父郭成中所办）。“二五”“二八”血案发生后，还发过两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和事件真相的号外，用吉普车开进城满街散发，引起很大震动。编辑部最初在育才学校，以后迁到民主报社，有段时间还在启明小学内和“抗暴联”主席团一起活动。《抗联通讯》一开始就有党的领导，一直由《新华日报》记者齐燕申（齐亮）同志具体指导，开初每一期的评论和较有分量的报道他都要亲自过目，以后因他太忙，评论委托“抗暴联”的杨明审查，一般的只要编委同意就发排。《抗联通讯》出了十期左右，对推动抗暴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育才同学为抗暴宣传经费发动募捐也做了大量工作。大约在1月下旬，“抗暴联”决定，发动社会募捐，先是在报上刊登启事，请《新华日报》《大公报》《民主报》《新民报》《商务日报》《中央日报》等代收捐款，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第一天《新华日报》就收到各界捐款50万元，接着又结合街头宣传，组织募捐小队，向社会募捐。募捐小队主要是育才的小同学，他们每人带一份干粮（馒头），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一边宣传一边收集捐款，第一天在市中区就募集到百多万元，受到“抗暴联”主席团的表扬。

育才学校在抗暴运动中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列，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密切注视。继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军警包围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限令撤回延安之后，3月1日又派军警包围了红岩村育才学校和管家巷28号育才办事处（包括社会大学和行知小学）进行大搜查，3月2日社大被无理查封。到“六一”大逮捕时又查封了“管二八”行知小学。公开的抗暴斗争即转向隐蔽。育才学校抗暴运动的党领导是两条线：一条是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她直接接受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和重庆市委没有横的组织关系。新华日报社撤离后，支部仍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领导全校师生进行斗争。另外一条线是中共四川省委通过青年组和《新华日报》来领导我们。其中最直接的有两个同志：一是罗永晔，西南学院学生，“抗暴联”联络股负责人，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的派遣，直接和育才学校联系；一是齐燕申，他以新华日报社记者身份出现，传达贯彻省委的指示和意图，参与了“抗暴联”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宣传活动方面，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

抗暴运动是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主力军是大中学生，同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以及其他各界的积极支持。其发动面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同学们受到了锻炼，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就育才学校而言，“六一”以后，学校的同学继续投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而大量的同学则在学校党支部统一安排下，转移到农村和工厂，开展更艰巨的斗争。其中参加华蓥山游击队的有社会组的徐永培、陈尧楷、徐春轩、刘素清，音乐组的徐相应，文学组的易难、章静等；到上川东和下川东农村的有文学组的刘子林、唐仲芬、殷晓枫、苏觉、王文兰、曾静、易复智、高洪仪、黄文芳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六一社”，也先后入了党，有的已光荣牺牲。

时光流转，已匆匆四十年过去。当我们回顾抗暴斗争历程的时候，特别怀念我们的好意姐廖意林同志。她是湖南醴陵人，青年时代就是反封建的先锋，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派到重庆，分配到育才学校做党的工作。她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协助陶行知校长办好育才，为党培养干部。在抗暴运动中，她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她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不幸的是，解放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意姐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意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还深切怀念在抗暴中与我们并肩战斗，以后在华蓥山、渣滓洞壮烈牺牲的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王有余、胡芳玉等同学。巴山埋忠骨，红岩寄深情。我们将永远纪念他们。

（原载《育才、社大校史资料》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