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访育才学校，三年见证校园历程

王　琦

我在上清寺街“荫园”住了一年多，生活渐趋稳定。1943年春，“荫园”的主人范子英从前线回来，他的公馆不再容许外人居住，起初由他的公子范德茂向我转告他的意图，后来又亲自向我下逐客令，要我限期迁出。这时恰好友人力扬代表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先生来邀请我去绘画组任教，因刘铁华已辞去绘画组主任职务去中苏文协供职，陶校长希望我去代替他的工作。我便于那年6月搬到管家巷28号育才绘画组去住下，“木研会”的通信处也改设此处。

绘画组的教学设备很差，连一尊石膏像都没有，平时学生学画，只好画静物，或临时请人来做写生模特儿。我去了后，首先得想法搞点教学用具。我认识一位画家名叫黄道美，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我在上海美专时便和他相识。他当时家住江北县郊的一个镇上，是一方之长，家里存有大批石膏模型，原来是准备办美专用的。我征得黄的同意，把这批石膏模型借给育才绘画组使用。我带着绘画组的全体同学到黄家去，把那些石膏模型都搬到管家巷28号来。教室的气象顿时焕然一新，我在教同学作画时，仿佛置身在上海美专课室里。同学们第一次面对着石膏像写生，兴致都特别高。我施用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上海美专的那一套，但工具材料却差多了，没有木炭画纸，只好用铅笔画纸，有时用白报纸。

此外，我还给同学们讲外国美术史，用我收藏的图片在课堂上一一展示给同学们阅览，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当时在大后方要看到这样的外国印刷的美术作品图片很不容易。国立艺专的同学在我家看了这些图片，便建议我作一次公开展出，我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便和陶行知先生商量，以育才学校的名义，在中苏文协展厅举办了“西洋美术名作图片展”，并由我写了两篇评价文章，分别在《新华日报》和《时事新报》上发表。

绘画组也经常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有一天，整个教室墙上布满了一批写生画，画的是战区生活和风景，有速写，也有水彩和水粉，我一看作品上的签名，才知道是沈逸千率领的“战地写生队”的作品。我正在入神地观赏那些生动的画幅，忽然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认识的画家刘琪。他把我拉出教室去外面的走廊上，轻声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们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吗？”我说：“当然记得。”他说：“那就请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向他保证说：“这个我知道，放心。”他又告诉我，他现在使用的是原名钱辛稻，不是刘琪了。后来钱辛稻到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我和他也成了好朋友，和他一同交流过写生画的经验，还在他家参加过他的婚宴。我在挟着画箧到处去画速写时，他也负着画箱和画架到处去画油画写生。

绘画组也举办了一些学术讲座，郭老在一天晚上，就到育才的饭厅来向大家讲过“青铜器时代”。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先生也曾在一天晚上来绘画组教室讲民主问题，曾先生是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著名学者，他那天晚上的讲话主旨是宣扬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反对专制独裁。但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公开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听了他的讲话，便感到他是一位温和的民主派，不像李公朴那样是激进的民主派。当他的讲话快要结束时，场上突然有一位育才的教师王洞若站起来发问：“曾先生，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中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有无可能像英国工党那样性质的党派？”曾听了王的发问，一时回答不上来，正在踌躇的时候，王洞若又问：“曾先生对共产党有何看法？！”这时，曾昭抡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相不相信共产主义，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共产党提出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个人是赞成的。”王还想继续发问，会议的主持人力扬当场宣布散会了。

在日本大举进犯西南，独山事变以后，育才请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来做了一次时事报告，这次听众很多，包括文委会、新华日报、中苏文协的有些同志都来了，把饭厅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外和扶梯上都站满了人，说明大家对当前局势的关切。金仲华的报告分析了日本进犯的原因和局势的发展趋势，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日本是否会打到重庆来，这是大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只说：“局势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谁也不能预料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听完了他的报告，大家仍然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会场。(www.xing528.com)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周恩来同志两次来育才绘画组的情景。一次是在晚上，陶夫子叫人来请我上楼去陪客人，我上楼一看，原来是恩来同志坐在那里，两旁坐着陶夫子与方与严，四周还有几位育才的教师。陶夫子向恩来同志介绍说：“这是王琦同志，木刻家，是绘画组的教师。”恩来同志笑着和我握手，并说：“你的作品已见得很多了！”在我面前的这位我最崇敬的党的领导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武汉第三厅大礼堂，第二次是在延安群众大会上，以后是在重庆机房街我的老家门前，经常看见他路过门口，因为当时机房街曾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处联络点。但是能坐在一起交谈，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恩来同志就像是育才的普通校友一般和蔼亲切，一点没有领导人的架子，谈话也是那么自在，无拘无束。他谈的范围很广泛，从国家大事到育才学校的一人一事，他都是那样关切注意。他有两段谈话使我记忆最深，他说：“毕莱士到中国来的时候，曾向我建议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所以最好改名为劳动农民党，比共产党这个名称更容易赢得人们的理解。’我回答她说，共产党这个名称我们已用了二十多年，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打算更改。”她还说：“大家要向你们的陶校长学习，学习他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他有许多困难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一到陶校长那里，他都能想办法克服，真是不容易啊。”

恩来同志第二次到育才绘画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那时他正忙于和谈，由于陶行知的盛情邀请，他不能不抽暇在一天晚上来与大家见面并作时事报告。那次的听众空前踊跃，整个天井和四周台阶空地上都坐满和站满了人。恩来同志站在台阶上讲话，他主要向大家介绍和谈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并要大家对和谈的前途不要作过分乐观的估计，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学会忍耐和等待。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和国民党谈判已经有九年了，虽然没有取得大的成效，但我仍然要耐心地和他们谈下去，决不灰心。”恩来同志的讲话深深吸引住在场的所有听众，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或离开的。可是正当他的讲话进行到中途时，忽然从房外飞进两颗石头来，这明明是特务分子在破坏捣乱，一刹那场上的电灯也灭了，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但恩来同志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台阶上，他号召大家“安静，不要惊慌”。一会儿，电灯复明，听众还未完全恢复常态，有些人还带着惊慌的神色在找寻躲藏之处，音乐家马思聪疾步从大门跑到恩来同志站立的台阶这边来。恩来同志却神态自若地继续他的讲话，仿佛刚才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一样，临危不乱，镇静自若，我才发现一个伟人有别于一般常人的精神品格之所在。这时我又想起我们的陶夫子，有一次我在他房里和他谈话，旁边还有两位育才的教师，忽然天上倾盆大雨，狂风把窗门吹开，雨点打进屋子里来，这时，陶夫子却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到窗前，迎着暴风雨去关窗门。风急雨大，几次都不能把窗门拉过来，我们都为他着急，我连忙上前去帮助他拉窗门，他却不让我进前，一面努力去拉窗门，一面嘴里喃喃自语：“没关系，人生就是不断地在和风暴搏斗中走过来的！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胜利！”这些前辈们掷地作金声的警语，长久铭记在我的记忆中，永不会消失！

在恩来同志来育才讲话后不久，陶夫子又请董必武老人来作过一次报告。董老刚从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回来，他主要向我们介绍此次大会的情况，这正是当时大家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董老说：“美帝国主义自恃手里有两件法宝，一件是原子弹，一件是优势的海空军，以为这样便可以主宰世界，想别人都向他低头。他们迷信武力，忽视人民。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反对你，你即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陶夫子在社会上的联系面很广，中外的朋友很多，他又是热情好客的人。虽然他手里很不宽裕，可是粗茶淡饭、瓜子花生也就把一些贵宾招待了。舞蹈家戴爱莲女士刚从英国回来，陶夫子便邀请她到育才来，在他房里和育才的教师们一起座谈，戴讲一口流利英语，不会说中国话，陶夫子为她一句一句地作翻译。著名演员赵丹、王为一、朱今明从新疆盛世才的虎口逃出来，回到重庆时，陶夫子也热情地请他们三位到育才来，为他们接风以示慰问。赵丹向大家讲述在新疆的不幸遭遇，听者无不愤慨，同时又为他们得以生还表示万分的庆幸。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费正清也是陶夫子在美国时的好友。费来育才参观，陶夫子请我陪同接待，费的翻译是王炳南，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费对中国的艺术也很感兴趣，他用不是很流畅的中国话和我谈及绘画问题，他说自己很喜欢中国的传统绘画和版画。当时在重庆有两位油画家的个人画展很受人瞩目，一位是吴作人的油画展，另一位是司徒乔的油画展。他们两人的展出作品，主要都是以大西北风光为题材，以不同风格的色彩调子描写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两次在画展会场上都碰见过费正清。

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市民一度浸入狂欢的海洋，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晚上，全市锣鼓喧天，灯火通明，街上人声鼎沸，奔走相告，育才绘画组的师生们也忙着写标语，画漫画张贴在附近街头。为了准备全市大游行，我受陶夫子委托，在饭厅用毛笔和大幅白布画中、苏、美、英四大领袖像——蒋介石、斯大林、罗斯福、艾德礼。还有其他单位也来请我画，我一共画了四套。伍必端也画了一套。我是第一次画蒋介石的头像，在武汉三厅美术工场创作时，也没有画过一张蒋的像，现在他是联合国四个大国的领袖之一，就不能把他排除在外了。在“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也把这个作为罪证之一。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的延安，群众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大会上，也同样出现中、苏、美、英四大领袖像，这又当何论呢？在热闹一阵子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山城空气又转入沉闷状态，许多人复员东下，育才也准备迁往上海。我当时已去法国大使馆新闻处图片部接替梁永泰的工作，便离开管家巷28号，搬到通远门外勤居巷法新处宿舍去住了。

（转自《重庆文化史料》总第21期，本文为片段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