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辞世：回忆中的危难时刻

任宗德

1946年4月，陶行知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之后，更加积极、更为广泛地投入了争取民主和平的人民运动。他四处奔走，到处演讲，为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作为民盟中央常委，陶先生为民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联络、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尤其是公教人员、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拥护和赞誉。国民党特务对他的跟踪监视也更加严密。那时，陶先生经常在演讲之后、工作之余，到我在上海的新居原法租界的爱棠新村来座谈小憩。除了与我商议育才学校和续办大孚出版公司等事之外，陶先生也不时谈到他对时局发展的忧虑和期望，谈到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交往中决然不同的感受和体会；谈到他发表演讲之后群情激奋的热烈情景，谈到他与国民党特务巧“捉迷藏”的惊险遭遇。我每每被陶先生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染，深深为陶先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热情乐观、自强不息的信念和风范所折服。

6月间，陶先生说他住在虹口区那边很杂乱，认为我家所在地爱棠新村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提出想搬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我欣然同意。很快，他就搬到我家来住了。

我家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一层是客厅和饭厅，二、三层楼各有两套卧室。我和家人住二楼，陶先生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俞世堃住在三楼。每天早晨八时，我和陶先生、俞先生一起吃早点，说几句感兴趣的话题，饭后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晚上六点钟又一起吃晚饭，交换一天的见闻和信息。

7月间，陶先生的老朋友，好战友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噩耗传来，陶先生愤怒不已，厉声讨伐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当时社会上盛传陶行知已被蒋介石国民党列入必欲谋害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已着手准备暗杀陶行知。我和朋友提请陶先生多加警惕防备。对此，陶先生表现得异常冷静，坦荡自如，视死如归。

7月25日晨，和平时一样，我们聚在饭厅准备吃早点。八时过了，陶先生还未下楼来，我就让俞世堃上三楼去请他下楼来就餐。不一会儿，俞世堃慌忙跑下楼来，急切地连声说不好了，陶老师犯病了！我即上楼到陶先生卧室看，发现陶先生在卫生间靠着马桶半躺在地上。走近一看，陶先生头发热，面带赤，口喘气，病状十分严重。我于是立即给沈钧儒先生打电话，告诉了陶先生的病情，请他和他儿子沈谦（著名的西医内科专家）尽快赶到我家来设法诊治抢救。沈老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他们即刻就到。同时，沈老迅速将此事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我又打电话通知了陶夫人和沙千里、史良等。不一会儿，沈老沈谦父子、周恩来和李维汉等同志先到，陶夫人和他们的儿子陶晓光，以及史良和沙千里等民主人士均相继急忙赶来我家。(www.xing528.com)

周恩来一到，立即上楼对陶先生的病状进行了察看。沈谦诊治完毕，断定陶先生是脑溢血严重发作，病人濒临绝境，抢救为时已晚。沈谦给陶先生打了一针，但不见有任何反应。沈谦说，没有办法抢救了。我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暗害所致，沈谦说看来不是，是严重的脑溢血，可能与陶先生的高血压病有关。沈谦问我这之前陶先生有无病痛的迹象，我说没有看到呀，陶先生这几天也从未讲过身体不适。我也不知道他患有高血压症，如果知道就好了，我们会刻意照应预先防治的。沈谦说，可能是太劳累、太紧张使血压急剧升高导致了脑溢血。我说送医院吧，沈谦说不必了。

周恩来问沈谦还有什么抢救的办法吗？沈谦就又给陶先生再检查了一遍，对周恩来说送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抢救了。这时陶先生由大喘变为小喘，热汗变为冷汗，片刻之间就溘然长逝了。大家将陶先生的遗体放平，围着遗体默哀致悼，热泪纵横，为中华民族的英才早逝而哭泣。

当即，周恩来做出决定，将陶行知先生的遗体送到殡仪馆，举行公祭。周恩来说，陶行知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是人民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陶先生虽然不是遭暗杀的，但也是在反动派的威胁迫害下牺牲的。我们要深切悼念陶行知先生，同时要使悼念活动成为对国民党打内战、搞独裁、行暴政的声讨和抗争。我们要举行仪式，隆重祭奠三天。出殡之日，民主大游行，人民大示威，以表继承陶先生的大业宏志，以慰陶先生在天之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立即对陶先生的悼唁活动进行了安排和筹备。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民盟中央的主持下，陶行知先生的祭奠出殡仪典举办得既庄重肃穆，又声势浩大。对陶先生的追悼活动，确实成为对革命先烈、民主斗士的全民公祭，成为一场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大示威，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我积极参与了全部殡葬仪典的操办，出资出力，守灵游行，以表达我对良师益友陶行知先生无尽的哀思。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