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
1945年春天，我的爱人盛婕要生第二个孩子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更大的困难。当时的江苏医院设在北碚，为了盛婕生产便利，于是在5月初，我们搬到了北碚，在兼善公寓一个小房间内住下。
陶先生知道我在生活上的难处后，就和育才学校舞蹈组的同志们商议，让我和戴爱莲女士合作，举办舞蹈晚会。在陶先生的促成下，1945年5月，我和戴爱莲女士合演了三场。我表演了《思凡》《饥火》《生的哀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六个节目。我们演出第二场时，陶先生还亲自来观看。这次演出我们所得的收入使我摆脱了当时经济上的拮据。
三场演出结束后，陶先生邀我到北碚他的办事处聊聊。这次的谈话虽不长，但是说明了陶先生不光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难得的知己。他首先谈道：“你在各地上演《饥火》《生的哀歌》这些对国民党当权人物十分不利的节目，就不怕被捕吗？”我回答：“是的，我经常感到有受迫害的可能，可是我并不惧怕，因为这种日子就要到尽头了！这两年来，我以演出为生，奔波在西北、西南各地区，是靠朋友的帮助活下来的。但是也有人不欢迎我，有的地方拒绝我去演出。这是因为我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特点的舞蹈家，和他们的要求不一致。就连文艺界的某些倾向进步的人士，对我的节目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我的节目不直截了当，态度不够鲜明。比如《饥火》吧，他们不满意我把饥饿者处理成倒毙在富人的窗下，而是希望我表演成：饥者冲进富人的大门，打烂他们的筵席，以斗争的胜利告终。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认为我所表现的主题是燃烧在一个穷人身上饥饿的火焰，正是这种饥饿才能感动人。如果按他们的意思搞，也就没有什么饥火可言了。”(www.xing528.com)
“对！”陶先生十分赞同，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他又说：“你正是因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面貌，所以才能感动观众。艺术就是艺术，不能不顾现实生活而去胡编胡诌。”我又和他讲还有人说我的舞蹈是苦闷的象征，将来不能为革命所需要。陶先生安慰我道：“真正的艺术是常青的，一时遭受挫折也是难免的嘛。”最后他叮嘱我：“你近日要特别警惕北碚的特务，安全最重要！”
我们这次会晤后不久，我和盛婕去延安了，所以没有机会和陶先生再见面。虽然事隔四十年了，但是陶先生对我的关怀，同我的倾心之谈与他《手脑相长歌》的名言一样，永远萦绕在我心中。陶先生，你不光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我们舞蹈艺术工作者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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