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和关心促进我的成长

首先我进入了古圣寺小学，这所学校的老师都是育才学校的大哥大姐，如陈森（现改名凌则之）、聂奇慧、潘祖训（现改名卫禹平）……在古圣寺小学，我学习一年就毕业了，毕业成绩名列优等。

育才学校的学生，多数是从保育院招生来的难童，由赈济委员会拨款，他们全是公费，眼看我要“失学”，陈森大哥带我去见陶宏先生，说明我的情况，他立刻就带我到逸少斋去见陶校长。

陶校长问了我的情况，并叫我写了毛笔字给他看，然后告诉我：“进入育才，除学习外，每天抽时间到逸少斋来，为我抄写稿件，我拿稿费供你在育才的学费，是工读生。”从此，我进入了自然组学习，该组的主任是孙锡洪，陶宏也在自然组任教。

除了学习“普通课”和“专业课”外，我还学了由陶校长亲自教授的“德语课”，课本是桑德满编的《德语入门》，可惜物价飞涨，陶先生不得不去重庆募捐，我们的德语课便停止了。(www.xing528.com)

1943年春，草街子联保主任甘秉田与合川县保安队长张登连找我谈话，警告我不许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是共产党学校”。我将此事向陶先生讲了，他很同情我，要我暂时离开育才，于是我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央工校，被录取了，吃饭不要钱，是公费，但买书、文具、仪器要自己出钱。

陶先生将我介绍给重庆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先生，他欣然应允给我钱，但有一个条件：每逢寒暑假必须到青年会服务。1944年5月，我回到了“管二八”，跟随来的有钟心民（我中央工校同学）。我们在“管二八”帮陶先生抄写文件，除了我和钟心民、罗亦民外，还有女同学陈自清、李康将、李文帆等。陶先生写给吴树琴的信中曾提到我们三位男同学夜晚抄写，通宵达旦直到早晨四时（见《行知书信集》），女同学夜晚不抄写。1945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中央工校复学，仍得到青年会黄次咸先生帮助。在中央工校毕业后，我就到青年会工作，因此，育才学校迁上海时，我未同去。

我是合川草街子本地的一个穷孩子，今天我能成为一个大学的教师并著书立说，是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关心和教育的结果，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