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进清凉亭陶家至离开，没看见过陶、吴两先生的任何亲属，更不用说子女。一次我奇怪地问了。陶先生说：“他们有他们在努力做的事，像你，一天努力在做事，别人不会担心你疏远了你的亲人。”然而，客人是多不胜数的，使我印象最深的有这几位：一是卢子英，斯斯文文，礼帽长衫；再是张博和，兼善中学校长，粗衣粗布，没有客套，不修边幅。
卢子英的到来，陶先生从不叫我回避，还当着他的面说：“德厚呀，子英先生不借我清凉亭，我真会无立锥之地。”有一次，还这样说：“你们四川不借地给蒋委员长，还不知道要寄居何人屋檐下喽？”卢子英听了，淡淡笑笑。卢子英从未在老夫子家用过餐，到午饭或是晚饭时，卢子英起身说：“走吧！”陶先生夫妇及我，就同去北碚码头，登上民生公司的“民望”或“民明”小火轮船。每次都是几样下江菜，陶先生告诉我“就是苏菜”，吃得满桌欢喜。吴树琴先生叮嘱我，在任何地方见着卢子英，都要尊敬地鞠躬，碰到这种情况，卢子英也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连连问陶先生夫妇起居饮食可好。
张博和来主要是请陶先生去演讲，我计算了一下，每周最少也有两次，来的时候，带有一伙学生，清凉亭变得分外热闹。这种时候，陶先生夫妇最高兴，家里的零食如花生、麻糖、饼，端出来让学生们一阵“哇哇”，主人也一阵“哈哈”，张博和在一旁直念“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中间有两个学生很值得记一下，陈琏，女生，十六七岁，短发、圆脸、大眼，不多言，不馋嘴，进门轻声“陶先生”，一鞠躬，再轻声“陶夫人”，一鞠躬，默默挨着吴树琴坐下，这就是蒋介石赫赫有名的“文胆”陈布雷的千金。陶先生对张博和说：“陈布雷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转脸又对陈琏说：“你父亲的品格是读书人的榜样。他一介布衣时，对我谦和；他一品大员时，对我还是谦和。”陶先生再转脸对全屋的人说：“今天你们是万木竞长，将来自会有大树凌空。要学布雷先生永远不变的谦和精神。”陈琏单独来过陶先生家，只是把我支开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我看得出，先生夫妇是很郑重地接待她的。另一位名杜奇，男生，也只十六七岁，平头、方脸、浓眉，话特别多，唐诗宋词背得好，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的外国诗，也来得到几大段。最来劲的一次是，他带了一本毛边书《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翻开琅琅宣读，引起满堂掌声。十一年后，即建国初的1950年春，我刚任教故乡渠县青龙乡一所村级小学，到乡政府开会，协助方拢的中央工作团开展土地改革试点，意外遇见了口音未改但已当了“分队长”的杜奇。昔年中学生的言谈笑貌代之以一位负责干部的稳健及成熟。他已经改名“杜環”，他告诉我1939年底他去了延安，路费由陶先生提供。他很悲痛老夫子的早逝，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拜访陪都各界人士，都明白表示希望大家提名陶先生出任教育部长。他还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深以为然，极力赞成。
陶先生客人中还有一位是五月书店潘老板，与陶先生年龄相仿，也戴眼镜。五月书店是北碚最大的书店，我去拿《新书目录》和取回已经捆扎好并且上面写有“陶行知收”的书，遇上雨天或请客什么的，不是潘老板到陶先生家，就是老夫子去书店处。潘老板像下江人，懂英语，客人多时，两人间或用英语交谈，旁边者面面相觑，吴树琴先生似乎也不着边际。我印象中，陶先生没有付过书款，潘老板及手下的伙计，从未提及过“钱”。(www.xing528.com)
最奇特的是，陶先生家常备的西药，也由五月书店提供。有一天晚上，热得我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洒进的月光，照见了斑驳墙壁上有几条四脚蛇梭巡。我一声惊呼，陶先生先入，接着吴先生也进门，问明了情况，安慰我“不要怕，有办法对付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写头天的日记时，潘老板带着一位背箱子的老大姐来了，由陶先生领着，不仅查看了几间屋子，旮旯角角最是仔细，就连房基四周也没有放过。接下来，陶先生夫妇陪潘老板在门前空坪上聊天，我去帮老大姐在凡是刚才看过的地方轻洒一种白色粉末，原来这是在做“环境消毒”。那天的早、中、晚饭，全去松鹤楼用的。陶先生说了，“环境消毒”后马上弄吃的不保险，人会受影响。中饭吴树琴先生再三让潘老板代请老大姐。不久后，老大姐又上门跟我们打了预防“虑利拉”（注：即霍乱病）针剂。可惜现在我怎么也记不起老大姐的姓氏了，她的年纪比陶先生大些，似乎也不是四川人。
（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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