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抗战中的困难，谈到育才学校的具体情况，他说：“困难确实不少，要承认，但更重要的是对困难做具体分析，努力去战胜它。育才最困难的时候是1941年，当时物价飞涨，一日数变，加上官方的经济封锁与政治迫害，学校经费已临山穷水尽之境。我曾经在同年4月6日的朝会上对全体师生讲，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我又说起，从前山东有个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的身份而创办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何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顶着石臼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早五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我决心要向武训学习，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我们一面进行‘育才之友’运动，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援，一面动员全体师生高唱《锄头舞歌》的歌曲，走到凤凰山外的光铁坡去垦荒种田，生产自救。困难是可以战胜的，两年多来的实践已为我们做了结论。”
我又向陶先生请教，到林间讲座去讲时事应该怎样讲，他说写文章先要讲究读者对象，讲话也要注意听众，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不要作长篇大论，要善于引导大家来提问题，活跃思想，共同讨论，解决问题。当天下午四时，陶先生亲自主持林间讲座，介绍我和全体师生一起讨论国内外的时事形势。由于他的具体指导，这次讨论做到了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大家都得到了有益的启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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