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在古圣寺旁边的树林中散步，看到陶先生正坐在几位文学组同学中间，抽阅他们的语文作业本，他热情招呼我也坐下来，指着一份卷子对我说：“这位同学把‘提倡埋头苦干’作为主题写文章，我不以为然。”陶先生的一席教言，使我豁然开朗，认识到光是埋头苦干是不够的，是片面的。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在古圣寺旁边的树林中散步，看到陶先生正坐在几位文学组同学中间，抽阅他们的语文作业本，他热情招呼我也坐下来，指着一份卷子对我说：“这位同学把‘提倡埋头苦干’作为主题写文章，我不以为然。”
我感到诧异，就说：“从1932年我认识陶先生起，您在上海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后来又组织国难教育社，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抗战教育工作，您的身教和言教，总结起来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位‘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怎么今天您也反对‘埋头苦干’呢？”
他听后，朝我哈哈大笑，随即婉转地批评了我。他说：“记者错矣！你看任何事物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不去深究其实质存在，就不会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来。我认为‘埋头苦干’就肯定干不好。做任何工作，先要懂得为谁干和为什么干。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思想明确，即使将来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也不会感到痛苦，反觉其中充满乐趣。在今天这样多灾多难的抗战时期，如果提倡‘埋头办学’，首先是事实上办不到，其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同我历来主张‘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我赞成要‘抬头乐干’，明确目标，精神愉快地努力工作。”(www.xing528.com)
陶先生的一席教言，使我豁然开朗，认识到光是埋头苦干是不够的，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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