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探索现代化的逆流与历史进步

通常认为，教俗合一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现代化与世俗化呈同步状态。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举措超越了观念保守和思想落后的伊朗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伊朗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实践则构成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受益者只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子势力，什叶派乌莱玛则是伊斯兰革命的唯一赢家(曲洪，2001年，第237—239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乌莱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白色革命期间，新兴阶层与传统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社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巴列维国王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导致伊斯兰革命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伊朗的特有现象，而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地区，埃及和南亚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发源地。现代伊斯兰主义自70年代在伊朗的广泛传播，并非霍梅尼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根源于伊朗社会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如果说官方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工具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民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特别是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和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革命手段。巴列维时代伊朗教俗关系演变的实质，在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化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抑或从政治宗教化转变为宗教政治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无疑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发生转化的物质根源。巴列维时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教俗关系的传统模式，什叶派伊斯兰教由官方的学说转变为民众的信仰，由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变为民众反抗的政治武器，进而由捍卫传统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倡导现代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旨在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正是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促使诸多社会群体走向霍梅尼的阵营。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堪称“克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地位，根源于白色革命期间伊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政治对抗。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塑造了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历史形象。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和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阿亚图拉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对抗，并非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尽管不乏相似之处，却有根本的差别。1953年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教俗反对派貌合神离，社会环境尚未塑造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普通民众的介入程度相当有限。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着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目标的非同一性、纲领的温和性与基础的脆弱性。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表明，相对孤立的社会阶层抑或政治群体皆不足以抗衡巴列维王朝控制的国家机器。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相比，1977—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突出特点在于教俗各阶层广泛的政治联合，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区别于1963年政治风波直至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教俗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改变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的历史结局。(www.xing528.com)

有学者认为，霍梅尼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教界下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其他诸多社会群体则被霍梅尼主义所吸引，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在于传统势力抵制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逆向运动(Foran，1993，p.369)。实际情况亦非如此。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与诸多政治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从而获得了从巴扎和教界到世俗知识界和城市贫民以及“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的有力支持。巴扎、行会和清真寺无疑提供了伊斯兰革命期间反对国王的重要阵地，然而正是新兴的世俗社会势力点燃了革命的火花并且给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最终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丧钟。

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不应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是根源于巴列维时代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其实质在于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纵观20世纪的伊朗历史，宪政革命首开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革命的先河，伊斯兰革命则是宪政革命的逻辑延伸；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新兴社会力量的脆弱，决定了宪政革命的失败结果，而巴列维王朝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举措，为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主化运动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崭新起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寿终正寝，进而为现代政治模式的诞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的领袖地位和所谓阿亚图拉的统治，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

作者点评：

20世纪的中东伊斯兰世界，历经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政治强人层出不穷。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可谓20世纪中东政治强人的先驱，巴列维王朝的首任国王礼萨汗堪称凯末尔之政治强人的忠实效仿者。伊朗历史上的末代君主巴列维国王步其父礼萨汗的后尘，欲以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树立现代化的丰碑，却陷于经济社会剧烈变动而政治秩序停滞不前的悖论之中不可自拔。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君主面临万众唾弃的窘境，皇室宫阙的根基在瑟瑟寒风中轰然坍塌，复兴波斯帝国的黄粱美梦瞬间烟消云散，巴列维王朝在民众抗议的风雨声中葬身于历史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