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最初表现为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早在1976年即巴列维王朝建立50周年之际，流亡政治家巴尼萨德尔在巴黎发表题为《背叛的五十年》的文章，列举巴列维王朝50年间的诸多罪状，包括1921年和1953年两次发动政变、践踏宪法、投靠西方世界、出卖国家主权、损害民族利益、镇压民众运动、杀害反对派人士、清洗爱国将领、推行一党制和个人崇拜。1977年5月，53名律师发表致巴列维国王的公开信，抗议政府侵犯司法独立和干预司法审判。同年6月，40名作家致信首相胡韦达，要求恢复1964年遭到取缔的作家协会，取消新闻审查，实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与此同时，前“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巴赫蒂亚尔和福鲁哈尔致信巴列维国王，批评君主独裁，要求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声称“恢复国家统一和民众权利的唯一方式是放弃专制、尊重宪法、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废除一党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建立得到公众信任和履行宪法的政府”。7月，64名律师聚集德黑兰，起草宣言，要求尊重宪法和实行司法独立，包括作家协会、律师协会、大学教师全国委员会和保卫自由与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诸多民间政治组织随之在知识界相继建立，业已遭到政府取缔的世俗反对派“民族阵线”和“解放运动”亦卷土重来。1977年秋，德黑兰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校园的政治自由。此间，反对派势力主要来自世俗知识界，教界尚未直接介入，民众运动仅仅表现为政治宣传和组建社团。反对派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政治组织，只是强调恢复1906年宪法和立宪君主制以及限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权力，斗争方式亦颇具温和倾向。民众运动的范围局限于首都德黑兰，并未波及其他地区。
1978年1月7日，复兴党操纵的官方报纸发表文章，诋毁什叶派乌莱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指责教界勾结国外势力破坏白色革命，诬陷霍梅尼具有外国血统和充当外国间谍。该文章的发表引起伊朗各地的轩然大波。教界由此开始放弃旁观的立场，加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队伍。教界的介入得到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积极响应，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亦逐渐由德黑兰蔓延到诸多城市。该文章发表的次日，在宗教圣城库姆，数千名经学院的学生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玷污教界，高喊口号“我们不要叶齐德的政府”“我们要我们的宪法”“我们要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归来”，进而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学生遭到杀害。1月10日，霍梅尼发表声明，称赞库姆经学院学生的做法是英雄的举动，谴责国王勾结美国、败坏伊斯兰教、损害伊朗农业和将伊朗变成外国货的垃圾场。另一著名的教界领袖沙里亚特玛达里抱怨政府诽谤乌莱玛，声称如果政府将要求恢复宪法视作是黑色反动派的标志，那么自己宁愿成为黑色的反动派。教界势力的介入以及巴扎商人和工匠的响应，标志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据点。
1978年2月18日是库姆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纷纷关闭以示哀悼死者，和平示威发生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设拉子、拉什特和大不里士等12座城市。在大不里士，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和平示威演变为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示威的民众一度占领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直至2天后被政府军镇压。3月29日是大不里士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再度关闭，55座城市举行哀悼死者的活动。在德黑兰、亚兹德和伊斯法罕等地，愤怒的示威者进攻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及其他政府机构，亚兹德的民众甚至高喊“处死国王”的口号。5月10日又是一个四十天祭日，德黑兰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巴列维国王被迫取消出访欧洲的计划，派出2000名军警封锁巴扎和大学校园，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民众。在前后三次的四十天祭日示威中，官方宣布死亡22人，受伤约200人，而据反对派的说法，死亡人数为250人，受伤人数超过600人。
白色革命期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1966—1976年十年间，伊朗的产业工人从137万增至192万，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急剧攀升。21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74—1975年增长30%，1975—1976年增长48%。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1971年时为220里亚尔，1977年增至850里亚尔。由于生活境况的不断改善，产业工人最初大都安于现状，并不热衷于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进入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波及到工业领域，产业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78年6月，德黑兰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取消年度分红。7月初，阿巴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供医疗保险、恢复年度分红和增加20%的工资。7月底，贝赫沙赫尔的1750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工会的自由选举。8月，大不里士的20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恢复年度分红、提高工资和改善居住条件。8月19日，阿巴丹工人区的一处电影院发生火灾，死者超过400人，而萨瓦克被认为是纵火的元凶。此后，产业工人的反抗活动由罢工演变为示威，政治要求取代经济要求而成为工人运动的首要目标，“烧死国王”和“推翻巴列维家族”成为产业工人的政治口号。随着产业工人接连举行的罢工和示威，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民众与巴列维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工人、巴扎商人、学生和乌莱玛建立起广泛的联盟”，政治角逐的天平开始向反对派方面倾斜。
1978年8月，巴列维国王迫于民众运动的压力，解除首相阿姆泽加尔的职务，起用温和派人士艾玛米出任首相，采取安抚政策，许诺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度和民主制度，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笼络沙里亚特玛达里、桑贾比、巴扎尔甘和福鲁哈尔等反对派领袖。然而，形势并未出现转机。1978年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举行示威，高呼激进的政治口号“处死巴列维家族成员”“赶走美国人”“侯赛因是我们的向导，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独立、自由、伊斯兰”“我们要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则宣布在德黑兰、卡拉季、库姆、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阿巴丹、阿瓦士、加兹温、朱赫拉姆和卡兹伦12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9月8日，德黑兰民众与巴列维王朝的军警发生冲突，死伤者不计其数，时称“黑色星期五”。此后，伊朗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伊斯兰革命期间德黑兰街头的民众示威1
伊斯兰革命期间德黑兰街头的民众示威2
伊斯兰革命期间德黑兰街头的民众示威3
世俗的知识界无疑是挑战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其政治纲领相对温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主张恢复宪政，进而与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却无意推翻君主制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曾向美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如果国王愿意实施宪法的所有条款，那么我们便会接受君主制和参与选举。”巴扎尔甘后来说道：“我们原本企盼甘霖的降临，结果到来的却是洪水。”相比之下，霍梅尼尽管只是什叶派的多位阿亚图拉之一，在教界内部并无十分显赫的地位，却由于其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而在伊朗民众之中久享盛誉。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众多的民众把他视作期待已久的拯救者。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他不仅是独裁的夙敌，而且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尽管具有宗教身世，却颇似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将会完成摩萨台的未竟事业，使国家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来，他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把权力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在乡村民众看来，他将带来土地、水源、电力、道路、学校和医疗机构，即白色革命未能带来的物质内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象征着宪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着此前的革命仅仅燃起却未能实现的希望。(www.xing528.com)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特别是“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世俗知识界恢复1906年宪法的妥协倾向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实现共和取代回归宪政，成为民众运动的崭新政治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由于超越以往各种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代表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宣布，国王已经听到了革命者的呼声——他必须退位并接受伊斯兰的审判；民众与国王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加入巴列维政府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民众运动不会停止，直至将“卑鄙的君主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是被剥夺了权利的社会阶层渴望参与政治进程和重建崭新社会与国家的宣言，“战斗的伊斯兰”体现民众的愤怒，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1978年10月底和11月初，“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相继从德黑兰前往巴黎，与霍梅尼会晤。随后，巴扎尔甘代表“解放运动”宣布，目前的民众运动表明人民拥护阿亚图拉霍梅尼和要求用伊斯兰政府取代君主制。桑贾比代表“民族阵线”宣布，目前的君主制是独裁和腐败的制度，不能履行法律和沙里亚，不能抵抗外国的压力，需要建立以伊斯兰、民主和国家主权作为基础的民族政府。桑贾比、巴扎尔甘和霍梅尼一致认为，现存的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符，是政治独裁、社会腐败和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三人共同宣布，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此次会晤标志着霍梅尼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各个阶层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
霍梅尼1
1979年2月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1
1978年12月，巴列维国王指定巴赫提亚尔出任首相。巴赫提亚尔宣布国王将去欧洲休假，许诺解除军事管制和实行自由选举，取消与美国签署的7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计划，停止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口石油，释放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冻结巴列维基金会资产，称赞霍梅尼是“伊朗的甘地”并欢迎霍梅尼回国。反对派领导人对巴赫提亚尔政府态度各异。沙里亚特玛达里和许多温和的教界人士宣布支持新首相，以免国家陷于混乱。桑贾比和弗鲁哈尔坚持国王必须退位。霍梅尼则声称任何由国王任命的政府均属非法，顺从巴赫提亚尔便是顺从撒旦。罢工和示威并未由于巴赫提亚尔的许诺而停止，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巴赫提亚尔辞职、霍梅尼回国和废除君主制。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逃往埃及。2月1日，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
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在2280万选民中，2040万选民拥护国家采用共和制政体。同年5月，霍梅尼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
1979年2月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2
霍梅尼返回伊朗的新闻报道，197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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