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权削减年金引发抗议浪潮，人权形势恶化

20世纪70年代中叶，巴列维王朝拥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组织严密的官僚机器和数量可观的石油美元，表面上稳若磐石。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稳定和持久的。另一些观察家尽管深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伊朗日趋紧张的政治气氛，仍然断定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未来10年内不可能发生。然而，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巴列维王朝的命运，而经济的萧条和自由化的政治环境，构成导致革命的直接因素。

伊朗的物价在60年代尚且维持稳定的状态，进入70年代开始出现通货膨胀。1970—1974年，物价指数从100上升为126，1975年上升为160，1976年上升为190。1970—1975年，德黑兰的房租上涨300%。自1975年开始，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1976年为17%，1977年增至25%。非石油产业的年增长率，1976年为14%，1977年下降为9%。由于政府大幅削减投资项目和压缩投资规模，失业率从1974年的1%急剧上升为1977年的9%。1974年，巴列维政府尚有2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1978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3亿美元。

通货膨胀自1973年逐渐加剧，到1976年夏季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国王却用军人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向奸商宣战。1975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项新的经济政策，即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和反暴利运动，作为白色革命的增补内容。

所谓的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即规定私人企业49%的股份和国有企业99%的股份向民众出售，政府向购买者提供低息贷款。巴列维国王声称，在未来3年中，将有450万伊朗人成为国家主要产业的股份所有者。此外，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强迫许多私人企业主满足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此项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干预，引起私人企业主的强烈不满。(www.xing528.com)

所谓的反暴利运动，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被称作商业封建主的巴扎商人。巴列维国王声称，封建领主在1963年已经被消灭，目前应当与商业封建主进行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1975年，巴列维政府强迫巴扎商人主动降低物价，进而对数百种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进口小麦、糖和肉用以平抑物价，成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复兴党组织1万名学生进驻巴扎，与所谓的奸商进行斗争。萨瓦克匆忙组建的行会法庭对25万人实行罚款，将2.3万人赶出家乡，另有8000人被投入监狱，18万人遭到指控。到1976年初，几乎所有的巴扎商人都受到反暴利运动的牵连。

反暴利运动的实施，明显加剧了巴扎商人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政府和复兴党的威胁，巴扎商人无力单独对抗巴列维政府，遂转向教界寻求保护。1977年初，巴列维政府削减向教界发放的年金，导致乌莱玛的不满。许多乌莱玛上层人物颁布宗教法令，指责复兴党违背宪法和伊斯兰教的原则，霍梅尼则抨击复兴党意在毁灭整个伊朗和伊斯兰教。与此同时，被捕入狱的乌莱玛人数之多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伊朗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75年，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伊朗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国内的人权环境。美国总统卡特亦于1976年开始批评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伊朗的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政治。巴列维国王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开始在国内尝试实行自由化政策，许诺在伊朗创造自由的政治气氛，同时释放357名政治犯，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参观20所监狱，允许外国律师出席军事法庭的审判，复兴党则宣布欢迎社会各界发表不同的政见。自由化的改革举措，无疑使反对派势力获得了必要的政治环境。然而，巴列维国王只是打算给反对派提供有限的喘息空间，却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