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覆灭的社会根源及优化方案

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是20世纪伊朗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什叶派教界传统的宗教思想，则是维护巴列维王朝君主制度的重要舆论工具。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经济秩序的剧烈变动与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发展的独裁模式”与巴列维国王实行的诸多改革举措无疑构成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乡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标志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礼萨汗当政期间，着力改造传统工业和发展现代工业，却不肯触及乡村农业的传统秩序和触动在外地主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乡村地权的分布状态和否定分成制的租佃关系，在外地主由于土地改革而丧失原有的势力和影响，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亦因白色革命而趋于崩溃。

巴列维王朝长期奉行世俗化的政策，旨在强化世俗君主对于什叶派乌莱玛的控制。礼萨汗当政期间，致力于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巴列维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则是礼萨汗当政期间世俗化举措的逻辑延伸。土地改革直接触及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瓦克夫，而所谓的“知识大军”和“公正之家”明显削弱了什叶派乌莱玛在教育和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60年代初，伊朗全国共有穆智台希德约100人，乌莱玛约1万人，清真寺约2万处，宗教学校约100所，宗教学校学生约1万人。1965年至1975年，伊朗全国的清真寺由2万处减少到9000处，教界控制的宗教学校亦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在马什哈德创建伊斯兰大学，在德黑兰大学设立经学院，强化控制宗教教育，极力使伊斯兰教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御用工具，实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有化”和“巴列维化”。

1960—1963年，教界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教界内部趋于分裂，形成不同的政治倾向。布鲁杰尔迪和贝赫贝哈尼代表教界内部的保守势力，维护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主张远离政治舞台，潜心研读安拉的启示，其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在于极力抵制土地改革，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逆向因素。沙里亚特玛达里和塔里甘尼代表教界内部的温和反对派，无意反对土地改革，甚至声称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原则，其政治目标在于反对国王解散议会和独断专行，强调宪政和恢复议会的地位。霍梅尼以及蒙塔泽里、贝赫什提、穆塔赫里代表教界内部的激进反对派，谴责巴列维国王对内独裁专制以及对外勾结美国和以色列而出卖国家利益，攻击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地位，俨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主斗士。

1953—1958年，贝赫贝哈尼是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支持者，布鲁杰尔迪亦与巴列维国王处于合作的状态。1961年布鲁杰尔迪死后，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不复存在，马什哈德的米拉尼、大不里士的沙里亚特玛达里、纳杰夫的哈基姆和库姆的霍梅尼分庭抗礼，什叶派教界随之出现分裂的迹象。白色革命的相关举措和巴列维王朝世俗统治的强化，导致教界的广泛不满，进而使教界与巴列维王朝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君主政治的膨胀和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传播，助长着教界内部的革命倾向，进而形成国王的伊斯兰教与民众的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激烈对抗。

伊朗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而经历深刻的变化，封建地产、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此消彼长标志着伊朗乡村传统经济社会模式的崩坏与现代经济社会模式的长足发展。然而，自耕农作为白色革命后伊朗乡村的主要社会阶层，却无缘分享政治权力。70年代，巴列维政府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诸多政策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广泛的不满情绪。

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是现代化长足进步的牺牲品，尽管其人数呈缓慢增长的趋势，然而经济活动处于相对萧条的状态，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1953年摩萨台政府垮台后，行会丧失了原有的权利和独立地位。1957年颁布的行会法规定，行会的建立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行会联合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1971年，政府解散行会联合会，代之以新伊朗党控制的行会委员会，负责监督行会活动。白色革命期间，巴列维政府兴办国营贸易公司和现代商场，导致巴扎商人在流通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通过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扶植和发展现代工业，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渐遭淘汰，手工工匠深受其害。(www.xing528.com)

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塑造着诸多的新兴社会群体。白色革命期间，在外地主相继投资现代工业，兴办工厂，雇用劳动力，进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随着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官僚机构的膨胀，包括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在内的所谓知识界亦开始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数量明显增长。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则是棚户区的急剧扩展。尽管如此，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族阵线和代表下层民众政治利益的人民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左翼激进组织人民圣战者和人民敢死队屡遭镇压。工人缺乏结社和集会的合法权利，自发组织的民间工会遭到取缔。

1960—1975年，伊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7美元增至346美元，增长幅度接近100%。然而财富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相反，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愿望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石油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而只是带来了贫困的现代化。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财富的分配表现为明显的不平等倾向：富者愈富而中下层民众获益甚少，德黑兰愈富而外省获益甚少。国家的财富变成了私人汽车而不是公共巴士，变成了奢侈品而不是公共医疗，变成了军警的俸禄而不是教师的薪水。1963—1976年，约占乡村人口60%的贫困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36%下降为27%，约占乡村人口40%的富裕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64%上升为73%，其中约占乡村人口20%的富裕大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42%上升为52%，所谓的基尼系数从0.34上升为0.47。进入70年代，伊朗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71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7000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47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67%，乡村个人消费支出23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33%；1978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1.7万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1.4万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81%，乡村个人消费支出30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19%。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棚户区的扩张。70年代中期，德黑兰约有50处棚户区，房屋拥挤，道路狭窄，居住环境恶劣。大不里士、克尔曼沙赫、哈马丹、阿拔斯港、阿瓦士、布什尔、设拉子和马什哈德亦有相当数量的棚户区，其中大不里士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6%，阿瓦士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4%。棚户区的扩张，标志着城市下层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1959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2%，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8%，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0%，基尼系数为0.47；1975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上升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8%，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8%，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下降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14%，基尼系数上升为0.54。伊斯兰革命前夕，占总人口0.005%的富人支配4%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7%的下层贫困人口仅仅获得不足1%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的富人占有52%的财富，占总人口91%的穷人仅仅占有18%的财富。另据资料统计，70年代中期，德黑兰人口不足伊朗总人口的20%，却有82%的注册公司、50%的工业产值、66%的大学生、50%的医生、42%的医院床位。在德黑兰，平均每10人拥有一辆汽车；相比之下，在其他地区，平均每90人拥有一辆汽车。石油价格的上涨为巴列维政府提供了使伊朗成为地区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绝佳时机，而巴列维政府却把这个绝佳时机引向了革命。

白色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基础，却未能代之以新的政治基础，巴列维国王由此陷于空前孤立的尴尬状态。随着威权政治的膨胀，巴列维国王一方面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众矢之的。传统社会势力的不满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反抗融为一体，结束独裁专制的共同目标导致伊朗民众的广泛联合，政治革命的客观形势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