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武器。“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璞”。

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进而演变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然而，伊斯兰教并非孤立存在的意识形态，什叶派乌莱玛亦非一成不变的社会群体。通常认为，伊朗的什叶派乌莱玛始终代表传统的社会秩序，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保守势力和逆向因素。亦有学者认为，什叶派教界尽管与世俗统治者不无矛盾，毕竟构成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参与者和重要社会基础，巴列维时代的世俗化倾向，特别是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极力排斥什叶派教界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摧毁了什叶派教界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盟，进而改变了什叶派教界的政治立场，导致什叶派教界从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捍卫者转向君主制和传统政治模式的对立面，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倡导者(Arjomand，1998，p.80)。实际情况不尽如此。

自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导致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对立，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随之形成官方学说与民众信仰之间的明显差异。伊斯兰教的官方学说大都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而民众信仰则往往包含挑战现存秩序的革命思想。20世纪初，现代伊斯兰主义悄然兴起，集中体现了伊斯兰世界之民众信仰与官方学说的激烈抗争。60年代，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潮自埃及和巴基斯坦传入伊朗，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和阿布·阿拉·毛杜迪的宗教政治学说逐渐影响伊朗教俗各界，进而冲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什叶派教界的传统理论。

巴列维王朝时期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与新旧社会群体的此消彼长可谓此间伊朗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伴随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对抗，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在诸多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什叶派教界内部亦经历着裂变的过程，进而形成官方教界与民众教界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官方教界恪守传统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民众教界倡导激进的意识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挑战君主政治的革命理论。作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并非传统教界势力的代表，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教界的化身和民主政治的象征。正因为如此，霍梅尼自1963年起在民众之中久享盛誉，而在官方教界内部却曾势单力薄。(www.xing528.com)

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政治运动的相应形式，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模式决定着伊朗民众的反抗模式。现代世俗政治的重要形式是政党政治。然而，巴列维王朝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直至取缔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形式的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存在条件和发展空间，世俗反对派政党已无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成为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政治斗争随之由世俗领域的议会政治逐渐转化为神权形式的宗教运动，宗教情感成为政治情感的扭曲反映，宗教的狂热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则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主要据点。

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民众建立的宗教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伊朗各地，仅德黑兰就有民间宗教组织达12300个之多，其中大都出现于1965年以后。新兴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具有行业背景或地域背景，在巴扎成员和来自乡村的城市贫困人口中颇具影响，成为凝聚下层民众的社会载体，而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的广泛发行则是民间宗教组织满足民众宗教需要的重要形式。据统计，1976年，仅德黑兰便有48家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出版商，其中25家系1965—1975年间开始经营。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而在伊朗社会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