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政党与君主独裁的比较与优化

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政党政治并非民众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却成为君主独裁的御用工具。1958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党制，授意首相曼努切赫尔·伊格巴尔和内务部长阿萨杜拉·阿拉姆分别创建民族党和国民党，其中民族党系议会多数党和执政党，国民党系议会少数党和反对党，两党作为国王御用的政治工具，其成员均为唯命是从的王室宠臣。1963年，民族党改称新伊朗党，首相胡韦达出任新伊朗党总书记。新伊朗党是国王推行改革举措以及控制内阁和议会的政治组织，控制所有的职业协会、工会、巴扎行会、民间服务性组织和土改合作社。

1975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取缔国民党，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一个国家、一个国王和一个政党，成为新的政治座右铭。巴列维国王宣布，伊朗迈向“伟大的文明”需要统一的思想，复兴党的历史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理论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实现国王领导的白色革命，推动国王的伊朗走向新的文明。复兴党声称，国王是雅利安人的灯塔，消灭了伊朗的阶级对立，解决了伊朗所有的社会冲突；国王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国王不仅为民众建造了道路、桥梁、水坝和沟渠，而且指引着民众的精神、思想和心灵。

复兴党设立50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15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核心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据称拥有党员500万人，而拥护宪法、忠于国王和支持白色革命是加入该党的先决条件。复兴党中央委员会包括几乎所有的议员和内阁成员，首相胡韦达出任秘书长。复兴党发行《复兴报》《工人复兴报》《农民复兴报》《青年复兴报》和《复兴思想报》等多种报刊，操纵和控制诸多政府部门和舆论媒体，同时实行严格的新闻监督，查封与其思想观念不符的出版物。与此同时，复兴党极力削弱什叶派乌莱玛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严格禁止妇女在校园身着伊斯兰教的传统服饰，清查宗教地产的账目，派出大批人员前往乡村宣传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教”。复兴党甚至用传统的伊朗历取代伊斯兰历，进而于1976年将伊朗的纪年由伊斯兰历1355年改为伊朗历2535年，旨在美化君主制的悠久历史。1975年，复兴党操纵的国民议会无视沙里亚的相关规定，将男女青年的法定结婚年龄分别从15岁和18岁改为18岁和20岁，并且重申1967年《家庭保护法》，赋予世俗法庭审理家庭纠纷的权力，尤其对男子的婚姻行为加以限制，规定男子休妻必须提供有效的理由，男子另娶妻子必须征得现有妻子的同意，妇女享有申诉离婚的权利，妇女外出从业无须征得丈夫的允许。

复兴党的诸多举措导致教界的激烈反抗。阿亚图拉鲁哈尼宣布，复兴党的行为违背宪法，违背伊朗人民的利益，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拉克公开指责复兴党是背离宪法和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号召伊朗真正的穆斯林远离复兴党，声称复兴党不仅侵犯人权、自由和国际法，而且意在毁灭伊斯兰教和出卖国家利益。政府随后逮捕了霍梅尼在伊朗的主要支持者，包括阿亚图拉贝赫什提、阿亚图拉蒙塔泽里、阿亚图拉侯赛因·库米、阿亚图拉拉巴尼·设拉齐、阿亚图拉赞贾尼、阿亚图拉安瓦里、霍加特伊斯兰卡尼、霍加特伊斯兰哈梅内伊、霍加特伊斯兰拉呼提、霍加特伊斯兰塔赫里。(www.xing528.com)

巴列维国王建立复兴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基础，排斥政治异己，消除潜在的政治威胁。复兴党的建立，标志着君主独裁达到顶峰。巴列维国王甚至口出狂言：“伊朗人可以选择支持或反对君主制、宪法和白色革命三位一体的基本原则。支持君主制、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人应当加入复兴党，致力于实现君主制、宪法和白色革命的目标。不支持君主制、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人可以保持冷漠和旁观的态度，然而他们将不得分享伊朗繁荣的果实。至于那些坚决反对君主制、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人，将被允许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些反对宪法、君主制度、国王与人民的革命(即白色革命)的人，只能在监禁和流亡之中作出选择。那些不肯加入这个政治组织(即复兴党)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他们或者属于某一非法政党，例如人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当入狱；或者有幸无须提供出境签证，便可携带护照，去到他们喜欢的地方。”

巴列维当政期间，世俗政治在伊朗政治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世俗化构成伊朗政治演进的主流倾向。所谓世俗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巴列维当政期间伊朗的世俗政治，包含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和强化君主统治地位的双重倾向。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和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的目的是服务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而政治世俗化的逻辑结果则是威权政治的日趋膨胀。换言之，所谓的世俗政治，在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为打破传统社会权力分配的二元结构，削弱宗教政治，强化政府职能，进而完善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威权政治。君主政治构成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权政治的三位一体则是巴列维当政期间伊朗政治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