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介绍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作为伊朗传统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游牧人口数量呈急剧下降的趋势。1900年，伊朗有游牧人口250万，约占总人口的25%。礼萨汗在位的1932年，游牧人口100万，约占总人口的8%。白色革命初期的1966年，游牧人口下降为71万，约占总人口的3%。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6年，游牧人口仅为35万，约占总人口的1%。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改变着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而且塑造着新兴的社会群体，现代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现代中产阶级起源于工业化、城市化、政府官僚化和教育世俗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其主要政治倾向在于要求实现民主化和社会改革，以求分享国家权力和提高社会地位。白色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发展世俗的教育体系和司法体系，完善政府机构和官僚制度。1963—1977年，伊朗政府雇员从15万人增至56万人，包括教师、医生在内的知识界人数亦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进而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1966—1976年，产业工人从137万增至192万，其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19%增至22%。另据统计，1968年，产业工人约为146万，其中17%即25万分布在1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1977年，产业工人达到250万，其中29%即72万分布在1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产业工人作为巴列维当政期间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最初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经济境况的改善是产业工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所谓的棚户民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大都属于来自乡村的移民，70年代人数约为160万，占全部劳动力的18%。

自白色革命至伊斯兰革命的14年间，伊朗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成就尤为明显。1966—1976年，政府投资19亿美元，用于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医疗机构从700家增至2800家，医生人数从4 500人增至1.3万人，护士人数从2000人增至4000人，医院床位从2.4万张增至4.8万张。卫生条件的改善，明显降低了瘟疫发病率和婴儿死亡率，人口总数随之呈大幅增长的趋势。1963—1977年，小学在校人数从160万增至400万，普通中学在校人数从37万增至74万，职业学校人数从1.4万增至近23万，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从2.5万增至15万。1956—1976年，人口的识字率从15%上升为47%，其中，乡村人口的识字率从6%上升为30%，城市人口的识字率从33%上升为65%。尽管如此，伊朗仍然是中东地区医疗条件最差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亦居于中东诸国的末位。(www.xing528.com)

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固然构成社会福利事业长足进步的物质基础，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福利的改善之间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白色革命期间，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发展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性。1973年，德黑兰拥有全国二分之一的医生，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1∶800；相比之下，德黑兰以外地区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1∶5000，在遥远的伊拉姆省则为1∶12600。德黑兰所在的中央省拥有160所医院和2.4万张病床，平均4万人拥有1所医院；相比之下，赞赞省只有3所医院和200张病床，平均20万人拥有1所医院，而24万人的伊拉姆省和25万人的波耶尔·艾哈迈德省各有1所医院。1977年，乡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2%。1977年，德黑兰的识字率为76%，其他地区平均为38%，伊拉姆省和库尔德斯坦仅为22%。超过60%的学龄儿童无法完成学业。1975年，68%的成年人不识字；1963—1977年，成年的文盲从1300万人增至15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