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白色革命至伊斯兰革命之间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是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城市规模的扩大。1956年，伊朗的总人口为1900万，其中乡村人口1300万，占总人口的69%，城市人口600万，占总人口的31%。1966年，伊朗的总人口为2500万，其中乡村人口1500万，占总人口的62%，城市人口1000万，占总人口的38%。1976年，伊朗的总人口为3370万，其中乡村人口1780万，占总人口的53%，城市人口1590万，占总人口的47%。换言之，1956—1976年，城市人口约增长3倍，而乡村人口仅增长三分之一。

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导致伊朗人口流向明显改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从乡村涌入城市，构成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因素。据统计，移入城市的乡村农民，30年代平均每年3万人，1941—1956年平均每年13万人，1957—1966年平均每年25万人，1967—1976年平均每年33万人。1962—1971年，约200万人从乡村移居城市。1966—1976年，伊朗新增城市人口600万，其中自然增长的城市人口260万，占新增城市人口总数的44%，移居城市的乡村人口210万，占新增城市人口总数的35%。1978年，伊朗的城市人口为1780万，其中半数系1963年以后来自乡村的移民及其后裔。

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1900年只有3个，1956年增至10个，1976年达到23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居民，1900年为50万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4%，1956年增至320万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53%，1976年达到990万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63%。1956—1976年，德黑兰从150万人增至450万人，伊斯法罕从25万人增至67万人，马什哈德从24万人增至67万人，大不里士从29万人增至60万人，设拉子从17万人增至42万人，阿瓦士从12万人增至33万人，阿巴丹从23万人增至30万人，克尔曼沙赫从13万人增至29万人，库姆从10万人增至25万人，拉什特从11万人增至19万人。1966—1976年，人口超过5千人的城市从249个增至373个，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市从29个增至45个。1976年，伊朗最大的10个城市即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大不里士、设拉子、阿瓦士、阿巴丹、克尔曼沙赫、库姆、拉什特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52%，其中德黑兰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9%。1975年，6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19个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2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55个2.5万—10万人的中等城市，18%的城市人口生活在225个不足2.5万人的小城市。(www.xing528.com)

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依存，长期处于共生的状态。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排斥着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物质利益，威权政治的膨胀否定着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传统的自治地位。尽管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使传统手工业和巴扎商业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城市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为传统手工业和巴扎商业的扩大提供了空间。相反，城市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为巴扎商业和传统手工业提供了扩展的空间，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数亦呈缓慢上升的趋势。1966—1976年，巴扎商人从48万增至56万，手工工匠从53万增至100万。70年代，巴扎商人依然活跃在伊朗的流通领域，控制全部批发贸易的四分之三和零售贸易的三分之二，手工作坊则提供伊朗工业产品的三分之一和非石油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遍布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仍不失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群体。尽管如此，巴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活动处于相对萧条的状态，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特别是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传统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每况愈下的经济社会地位。1972年，手工作坊使用的劳动力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65%，手工作坊的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6%；1976年，手工作坊使用的劳动力在全部工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36%，手工作坊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则下降为23%。两项数字表明，资金和劳动力非密集型的小生产无力与现代工业竞争，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1972年，政府强行推广机制面包，面包业6000余手工工匠因此失业。1970年，政府强行规定城市行会的首领，剥夺行会传统的自治权利。1975—1976年，政府取缔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行会组织，强化对于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控制，进而利用复兴党掀起反对奸商牟取暴利的运动，致使8000巴扎商人身陷囹圄，约2万巴扎商人流亡他乡，20余万店铺被迫关闭。与此同时，政府建立国营贸易公司和现代商场，挑战巴扎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无力单独对抗巴列维王朝，被迫转向教界寻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