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自19世纪起，伴随着西方的冲击，伊朗传统的经济秩序日趋衰落，地权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初露端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后，现代化进程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在礼萨汗的独裁统治下，西方的现代化借助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被引入伊朗。

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1925年，伊朗的现代工业企业不足20家，其中超过50人的企业只有5家，包括德黑兰的1家兵工厂和5家制糖厂、霍伊的钟表厂和大不里士的2家纺织厂。1941年，伊朗的现代工业企业达到346家，其中超过500人的企业为28家。1937年，现代工业企业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1941年，现代工业企业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增至18%。1925—1941年，工业投资总额为2.6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约占三分之一，私人投资约占三分之二，投资区域主要是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里海沿岸地区，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包括34家纺织厂、8家制糖厂、1家大型卷烟厂以及为数众多的茶厂、饮料厂、粮食加工厂和肉类加工厂。此外，政府和私人还投资兴建水泥厂、钟表厂、肥皂厂、造纸厂、玻璃厂和化学品厂，甚至计划建造钢铁厂。工业化的进步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兴起。1925年，伊朗现代产业工人不足千人；30年代末，包括石油工人、渔业工人和铁路工人在内的现代产业工人达到17万人的规模。

20—30年代，政府以实物的形式征纳土地税，而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则免征土地税，进口农业机械亦免征关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里海沿岸的变化尤为明显。此外，政府聘请外国专家主持改良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开办农业学校，成立农业银行，由政府提供贷款，鼓励农民改良土壤和开垦荒地。1925—1939年，伊朗的小麦产量增长67%，大麦产量增长36%，水稻产量增长44%，棉花产量增长90%，烟草产量增长114%。棉花和烟草是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农产品，至于粮食作物则大都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尽管如此，相比于迅速增长的现代工业和石油开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1900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超过80%，至3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为50%。

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经历游牧群体的定居化过程：游牧部落的酋长逐渐加入地主的行列，普通部落民则放弃游牧而转入农耕状态。在农耕区域，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衰落，国有土地明显减少，私人地产呈上升趋势。根据1928年颁布的民法和1929年颁布的财产登记法，私人实际占有村社土地如果超过30年，即被视作占有者的私产。自1934年起，政府向私人出售国有土地，洛雷斯坦、克尔曼、阿塞拜疆和锡斯坦的国有土地随之流入民间。至礼萨汗在位末期，国有土地仅占伊朗全部耕地的10%。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导致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乡村的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1941年，37家最大的地主拥有2000个村庄。另据40年代的抽样统计，占农户总数5%的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83%，拥有土地不足1公顷的乡村家庭占农户总数的25%，无地农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60%。

分成制作为伊朗乡村传统的租佃形式在礼萨汗当政期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一般情况下，地主占有农产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交纳分成制地租的农民扣除各项费用之后则所剩无几。以礼萨汗当政期间德黑兰附近的一个村庄为例，由4个农民组成的劳动队收获100担小麦，其中47.5担作为地租交给地主，7.5—10担支付给乡村工匠和教职人员，17—18.5担支付给耕牛的提供者，最后每个农民只剩4.5担。(www.xing528.com)

礼萨汗当政期间，私人大地产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地产形式。在外地主作为礼萨汗政权的支持者，获得统治乡村和农民的广泛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在外地主的领地俨然是国中之国。许多大地产主甚至不允许政府官吏进入自己的领地。1935年颁布的法令给予在外地主任命村社首领的权力和村社首领管理村社的权力，标志着礼萨汗政权承认在外地主统治乡村和农民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礼萨汗极力保护地主的利益，将土地税的缴纳人由土地的所有者改为土地的耕作者，规定村社首领即卡德胡达斯不再由村民选举而由地主任命。地主在第一届议会仅占据8%的席位，第四届议会中占据12%的席位，至礼萨汗退位前夕的第十二届议会中占据26%的席位。地主作为礼萨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在乡村拥有广泛的权力，支配着农民的命运。所谓的“一千个家族”体现了礼萨汗当政期间地主阶级在伊朗社会的广泛影响。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巴列维家族拥有2670个自然村落，成为伊朗2500年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1900—1926年，伊朗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08%，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1926—1940年，伊朗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5%，人口数量呈稳定上升的趋势。1914年，伊朗人口约1000万；1940年，伊朗人口为1460万，增长幅度接近50%。与此同时，伊朗人口的构成亦发生变化，定居化和城市化的程度逐渐提高。1901年，城市人口约为200万，占总人口的21%，乡村农业人口约为530万，占总人口的54%，部落游牧人口约为250万，占总人口的25%。1940年，城市人口增至320万，占总人口的22%，乡村农业人口增至1000万，占总人口的71%，而部落游牧人口下降为100万，仅占总人口的7%。农业劳动力在全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1906年为90%，1926年下降为85%，1946年更下降为75%。1935—1940年，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3%，乡村人口的年增长率则仅为1.3%。

礼萨汗当政期间，伴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明显增多。1900—1939年，德黑兰的人口从20万增至55万，伊斯法罕的人口从10万增至25万，大不里士的人口从10万增至20万。1940年，伊朗已有6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中德黑兰54万人，伊斯法罕25万人，大不里士为20万—30万人，马什哈德20万人，设拉子20万人，新兴石油城市阿巴丹10万人。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人口结构逐渐形成新旧社会阶层并存的多元状态。在外地主、手工业者、巴扎商人和宗教学者无疑是城市传统社会阶层的基本成分，资产阶级和现代产业工人则构成城市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外地主固然是巴列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的利益却由于礼萨汗推行的改革举措而受到损害，不满情绪逐渐滋生。与巴扎商人和传统手工业者联系密切的教界利益，亦因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而受到损害：教界人士被排挤出长期占据的传统阵地即司法和教育领域，进而丧失了相应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影响，巴扎几乎成为教界在城市中仅存的势力范围。新兴资产阶级可谓礼萨汗当政期间现代化改革举措的受益者，与现代经济成分密切相关；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兴办现代企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世俗知识界与传统教界曾在宪政运动期间结成同盟，礼萨汗当政期间逐渐分道扬镳。

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迅速增长。礼萨汗在位末期，现代产业工人尽管只占劳动力总数的4%，其分布范围却相对集中：75%的大型现代企业位于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吉兰和马赞德兰。德黑兰的62个现代工厂有工人6.4万人，伊斯法罕的9家纺织工厂有工人1.1万人，阿巴丹的炼油厂有1.6万工人，胡齐斯坦的油田亦有4800工人。低工资、长工时和近乎奴隶的劳动条件，导致工人不满情绪的逐渐增长。1929年，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居住条件和组织工会。礼萨汗政府出兵镇压，逮捕数百名工人。1931年，伊斯法罕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尽管罢工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同年，马赞德兰的铁路工人亦举行罢工。英国驻大不里士的领事曾对此间的罢工活动有以下的评述：“我们正处于新旧更替的过渡阶段……旧的秩序业已崩溃，新的制度尚未形成。礼萨汗政府打碎了旧的结构，却未能代之以相应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