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汗时代的威权政治与经济社会改革举措

礼萨汗当政期间，实行威权主义的统治政策，致力于国家机器的强化，而军事力量的扩充无疑是礼萨汗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和强化国家机器的首要条件。1928—1937年，政府财政支出从4亿里亚尔增至10亿里亚尔。1926—1941年，国家岁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军事开支，军费总额增长5倍，兵员总数由5个师4万人增至18个师13万人。1926年颁布的新兵役法扩大了士兵的征募范围，城市、乡村和游牧部落为巴列维王朝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与此同时，礼萨汗不断完善官僚机构，在德黑兰设立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邮电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工业部。礼萨汗即位之初，政府雇员仅数千人；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政府雇员增至9万人。礼萨汗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省和49个县，省县两级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德黑兰成为国家真正的权力枢纽。自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第一次超越首都的范围，出现在外省的城市和乡村。

礼萨汗1

礼萨汗2

巴列维王朝沿袭1905—1911年宪政运动期间形成的政治模式，实行议会君主制，选举产生的议会依旧存在。礼萨汗时代，议会实行两院制，上院设60个席位，其中30席由国王任命，另外30席选举产生，而国王任命的30个席位，15席来自德黑兰，另外15席来自其他省区，下院议员的人选由国王提名后交地方选区表决。此间，国家权力的天平明显失衡，德黑兰的宫廷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国王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成为威权政治的点缀和国王的御用工具。当时的英国官员曾有如下的评论：“波斯的议会不能被看作是严肃的……国王需要的议案，在议会上通过。国王反对的议案，则由议会收回。至于国王犹豫不决的议案，则在议会上争执。”尽管1906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然而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人选必须首先由国王确定，然后交议会表决通过；首相和内阁成员的去留，取决于国王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议会的是否信任。礼萨汗即位称王之时，曾经得到诸多议会政党的支持。然而，礼萨汗即位后，首先取缔改革党，解散社会党，以新伊朗党取代复兴党，继而以进步党取代新伊朗党，直至取缔进步党，镇压共产党。

游牧群体的长期存在和部落政治的广泛影响，构成挑战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潜在隐患。礼萨汗自1921年入主德黑兰开始，致力于讨伐和平息诸多地区的部落反叛势力。巴列维王朝建立后，解除部落武装、废除部落首领的贵族头衔、征募部落青年从军入伍、没收部落领地和限制部落迁徙，成为礼萨汗政权部落政策的基本内容。1933年，礼萨汗实行强制性的定居化政策，强迫游牧部落成员入住所谓的“示范村庄”，旨在摧毁部落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此同时，礼萨汗任命军队将领统辖部落，部落酋长成为隶属于军队将领的行政官吏。1934年颁布的选举法，废除了所有的部落选区，部落势力被进一步削弱。至于礼萨汗组建空军和购买德国制造的新式飞机，其主要目的便是用于征服和控制部落势力。礼萨汗政权之部落政策的实质在于强化国家权力对于游牧群体的控制，而上述举措既是礼萨汗威权政治的组成部分，亦体现巴列维王朝排斥部落政治和否定传统秩序的进步倾向。巴列维王朝建立初期，部落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至1932年，部落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8%。礼萨汗政权排斥部落的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礼萨汗长期奉行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巴列维王朝排斥教界传统势力的重要举措。恺伽王朝时期，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处于二元状态，教权与俗权分庭抗礼。宪政运动期间，教俗精英分享议会席位，1906年颁布的宪法及其补充条款亦明确规定教俗群体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礼萨汗即位之初，议会成为什叶派乌莱玛分享国家权力和制约王权的政治舞台，而削减教界议员则是礼萨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重要举措。1926年，教界议员约占议员总数的40%；1936年，教界议员所剩无几；至1940年，教界议员已无一人。

恺伽王朝时期，伊朗的司法体系处于二元状态，国王控制的世俗法庭与什叶派乌莱玛操纵的宗教法庭长期并存。1906年颁布的宪法及其补充条款强调教界独立的司法地位，赋予什叶派乌莱玛在司法领域的广泛权力。礼萨汗即位后，改革伊朗传统的司法体系，设立司法部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完善包括终审法院和地方法院在内的世俗审判体系，强化国家法律的权威地位和司法审判的世俗原则。20年代后期，礼萨汗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修订沙里亚中若干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缩小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进而削弱什叶派乌莱玛在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

学校教育长期处于什叶派乌莱玛的控制之下，教育改革则是巴列维王朝推行世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礼萨汗当政期间，兴办世俗学校，发展世俗教育，极力排斥什叶派乌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1934年，巴列维王朝在德黑兰设立教育部，作为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机构。1925—1941年，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从2%增至5%，年度教育经费投入增长12倍。1925年，全国共有各类小学650所，在学儿童5.6万人；1941年，各类小学增至2300所，在学儿童近30万人。1925年，全国共有各类中学74所，在校学生1.5万人；1941年，各类中学增至350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相比之下，此间宗教学校培养的神职学员由近6000人降至不足800人。1925年，伊朗全国仅有世俗高等学校6所，即医学院、农学院、法学院、文学院、政治学院和师范教育学院，学生不足600人。1934年，礼萨汗在原有世俗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创办德黑兰大学；30年代末，德黑兰大学增设牙医学院、药学院、兽医学院、美术学院和科学技术学院。到1941年，德黑兰大学共有注册学生3300人。礼萨汗时期，伊朗政府每年资助100名青年留学欧洲；至1940年，500人学成回国，另有450人亦完成学业。各类世俗学校的毕业生进入社会，成为颇具势力的新兴社会群体，其政治影响随之扩大。与此同时，什叶派乌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

礼萨汗当政期间，民族主义成为伊朗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伊朗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的单一性，宣扬所谓“众王之王”即“沙汗沙”的统治曾经创造了伊朗辉煌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则是舶来的信仰。与恺伽王朝时期相比，礼萨汗时期宣扬的民族主义以强调伊朗古代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宗教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国王俨然成为伊朗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的化身。礼萨汗当政期间，波斯语得到迅速的推广，非波斯语如阿扎里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库尔德语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巴哈教派被政府取缔，议会中的犹太教议员萨缪尔·哈伊姆和琐罗亚斯德教议员沙赫鲁赫·阿尔巴卜凯伊·胡斯鲁则被处死。(www.xing528.com)

1925年，礼萨汗宣布恢复实行古代伊朗的传统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作为巴列维王朝的官方历法。1928年，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传统的民族服装，规定除教界外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身着西式服装和头戴“巴列维帽”。礼萨汗于1934年访问土耳其以后，效法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规定各类学校向妇女开放，妇女在电影院、咖啡馆和旅店等公共场所享受应有的保护，禁止妇女披戴面纱和身着传统长袍。与此同时，欧洲礼帽取代巴列维帽，成为伊朗人的时尚头饰。礼萨汗还效仿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成立“公众指导协会”，利用报纸、杂志、传单、图书和广播，向伊朗民众灌输民族沙文主义思想。

礼萨汗将伊朗许多地区重新更名，例如：阿拉伯斯坦改称胡齐斯坦，恩泽里改称巴列维，卢里斯坦改称克尔曼沙赫，库尔德斯坦改称西阿塞拜疆，乌尔米耶改称雷扎耶，阿斯达拉巴德改称古尔甘，阿里阿巴德改称沙黑，苏勒塔尼耶改称阿拉克，穆哈梅拉改称霍拉姆沙赫尔。1934年，礼萨汗更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

与此同时，礼萨汗宣布废除恺伽王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立伊朗国家银行，从大英帝国银行收回货币发行权和印钞权，接管印欧电报公司和比利时人掌管的海关，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开办学校、出任公职、拥有土地和未经允许在伊朗旅行，将外国资本局限于石油开采和里海渔业两个领域。1933年，礼萨汗与英伊石油公司签署协议，英伊石油公司放弃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同时承诺培训伊朗管理人员，将伊朗政府的利润分成从16%增加到20%，伊朗政府则将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期限延长32年，即从1961年延长至1993年。

1905—1911年宪政运动的宗旨是限制王权和振兴国家，包含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倾向。相比之下，礼萨汗当政期间的统治政策，一方面极力强化君主独裁，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构成宪政制度的逆向运动；另一方面致力于强化政府职能，整合社会，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建立主权国家，明显区别于恺伽王朝。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无疑是礼萨汗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礼萨汗时期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塑造了相对平静的社会氛围。乡村民众和城市下层偶有反叛，旋即遭到镇压，稳定程度明显超过恺伽王朝时期。新军的组建和官僚化程度的提高，成为礼萨汗政权有效控制伊朗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之上，礼萨汗采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旨在从物质层面推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

礼萨汗当政期间，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经济命脉，不断扩大财源，国家岁入呈上升的趋势。1925—1941年，巴列维王朝从石油开采的利润分成中所得到的岁入由100万英镑增至400万英镑，从海关税收中所得到的岁入由9100万里亚尔增至4亿里亚尔。巴列维王朝自1925年开始征收所得税，至1941年共计征收税款3亿里亚尔。巴列维王朝对于糖、茶、烟草和燃料实行专卖制，岁入超过10亿里亚尔。此外，土地税亦构成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岁入来源。自1937年开始，政府实行赤字财政，增加货币流通量。1925年，伊朗政府的财政收支大体相抵，至1941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亿里亚尔。礼萨汗的新政因此被称作“建筑在通货膨胀基础上的大厦”。

礼萨汗当政期间的工业化举措，主要是提高关税、政府垄断经营、国家投资现代工业和由国家银行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国家在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投资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1928年的1%增至1941年的24%。相比之下，军费开支尽管绝对数字增长4倍，其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却从40%下降为14%。

伊朗的铁路建设落后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1913年，伊朗兴建自西北部边境城市焦勒法至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的铁路，是伊朗的第一条铁路。自1925年开始，礼萨汗着手建造穿越伊朗的铁路。1929年，自里海港口城市班达尔沙至马赞德兰中部城市萨里和自波斯湾港口城市班达尔·沙赫普尔至胡齐斯坦北部城市德兹富尔两条铁路完工。1931年，自班达尔沙经德黑兰向南至班达尔·沙赫普尔的第一列火车正式开通，成为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交通纽带。1941年，自德黑兰经绥姆纳至马什哈德的东线铁路和自德黑兰经赞赞至大不里士的西线铁路投入运营。1939年，伊朗铁路达到1700公里；1948年，铁路长度增至3180公里。1925年，伊朗全国的公路不足2000公里，而且大都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拥有状况良好的公路约1.4万公里。1928年，伊朗仅有汽车600辆；1942年，伊朗的汽车数量达到2.5万辆。1920—1933年，国内货运费用降低3成，货运时间缩短9成。礼萨汗改善交通的初衷，无疑是便于调动军队和强化对于地方的控制。铁路的贯通和公路里程的增长，标志着礼萨汗独裁专制的君主权力在伊朗各地的广泛延伸。尽管如此，铁路和公路的大规模建造毕竟打破了诸多地区长期形成的闭塞状态，从而为伊朗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工业化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