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格雷斯坦宫与宪政思想的出现

德黑兰格雷斯坦宫，建于1865年

19世纪下半叶，模仿西方成为伊朗社会的时尚，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西化倾向则是此间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电报成为连接首都德黑兰与各地之间的崭新形式，哥萨克旅则是伊朗新军的楷模。纳绥尔丁宣布取缔奴隶贸易，承诺尊重私人财产，鼓励更新农作物内容和普及栽种马铃薯，在诸多城市设立公共监狱取代私人刑罚，组建咨政机构和商人公会。纳绥尔丁要求各地官吏强化对于教界的控制，将教界的活动限制在“礼拜、传道、遵循教法和沟通信仰”的范围，同时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此外，纳绥尔丁还在德黑兰、大不里士、乌尔米耶、伊斯法罕和哈马丹等地开办新式学校、医院和印刷厂。西方文学作品诸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大仲马的《三剑客》、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莫里哀的喜剧，以及拿破仑、尼古拉一世、彼得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查理大帝、弗雷德里希大帝、路易十四的传记和希腊、罗马、法国、俄国、德国的历史著作，亦在纳绥尔丁当政期间相继出版，西方相关的思想观念随之传入伊朗。

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式学校的建立，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伊朗初露端倪。新兴的知识分子脱胎于伊朗的传统社会，大都出自官僚、地主、商人、工匠和教界家庭，尽管来源各异，却无疑分享着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他们青睐现代西方文化，尤其崇尚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历史既非神意的体现，亦非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而是人类进步的持续过程。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三大障碍：君主独裁排斥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宗教戒律束缚着理性和科学的思想，外族奴役桎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即推翻君主独裁、清除传统教界的保守思想和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是使伊朗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www.xing528.com)

贾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7)出身于伊朗西部城市哈马丹附近乡村的乌莱玛家庭，长期游学于伊朗、阿富汗、印度、埃及和土耳其，极力阐述民族主义思想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屡屡抨击君主独裁和传统教界的保守倾向，强调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是中东诸国穆斯林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伊斯兰教是团结中东诸国穆斯林和抵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政治武器，动员民众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则是乌莱玛的历史任务。

米尔扎·马尔库姆汗(1834—1898)具有亚美尼亚血统，出身于伊斯法罕的基督徒家庭，曾在法国留学，崇尚西方文明，返回伊朗后改奉伊斯兰教，继而于1859年涉足政坛，为国王纳绥尔丁起草《改革书》，效法奥斯曼帝国的坦泽马特运动，系统阐述宪政思想，强调公民平等的社会原则，主张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由国王任命而相互制约，修订现行法律，制定世俗法律，组建职业化的新式军队，完善税收，改革教育，发展交通，创办国家银行。米尔扎·马尔库姆汗的宪政纲领触及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遭到乌莱玛上层的激烈反对。后者声称，马尔库姆汗的宪政思想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具有明显的异教倾向。1861年，纳绥尔丁将米尔扎·马尔库姆汗驱逐到奥斯曼帝国。1873—1889年，经米尔扎·侯赛因举荐，米尔扎·马尔库姆汗出任伊朗政府驻开罗总领事和驻英国大使。此间，米尔扎·马尔库姆汗数次上书纳绥尔丁，倡导改革，阐述宪政思想。1889年以后，米尔扎·马尔库姆汗由温和的改革派转化为激进的革命派，由寻求国王支持反对教界转化为寻求教界支持反对国王，进而致力于实现西方政治哲学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米尔扎·马尔库姆汗认为，伊朗的落后并非种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独裁和文化保守，只有法治和自由才能使伊朗走向进步，民众与教界的广泛政治联盟则是推动伊朗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出路。“直接采用欧洲的形式改造伊朗社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准备利用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宗教外衣实现物质层面的改造”，而争取什叶派教界的支持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