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与优化

自1722年萨法维王朝灭亡至1796年恺伽王朝建立的数十年间，诸多游牧群体相继入主伊朗高原，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人口锐减。18世纪初，伊朗人口约为900万，至18世纪中叶，伊朗人口下降为不足600万。恺伽王朝建立后，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部落政治的泛滥，伊朗高原由此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根据相关资料推测，恺伽时代伊朗人口的出生率约为4.5%—5%，死亡率约为4%—4.5%，净增长率约为0.5%。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无疑导致人口的增长趋势，灾害、瘟疫和领土的割让则是导致逆向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1813—1828年俄国对于外高加索地区的占领约使伊朗人口减少百万，而1869—1872年的大灾荒亦使伊朗民众丧生百万。由于上述原因，从萨法维时代到恺伽时代，伊朗人口总数的变化并不明显。然而，与萨法维时代相比，恺伽时代伊朗人口的社会构成出现明显的变化。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50年，伊朗总人口近1000万；定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分布在约1万个自然村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分布在约80个城市，其中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包括大不里士、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亚兹德、哈马丹、克尔曼、乌尔米耶、克尔曼沙赫、设拉子和加兹温；游牧人口占总人口的25%，分别属于恺伽、巴赫提亚尔、卢尔、沙赫沙文、阿夫沙尔等16个部落联盟。此间，首都德黑兰的人口从5万增至28万，西北部重镇大不里士的人口从4万增至20万。

恺伽王朝时期的贵族

游牧群体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分布在法尔斯、巴赫提亚尔、胡齐斯坦、俾路支斯坦、呼罗珊边境和阿塞拜疆山区。诸多游牧群体皆有各自的活动区域以及各具特色的语言、习俗、传统、谱系和服饰，而肉、奶、羊毛、皮革和地毯是游牧群体的主要产品。恺伽王朝时期，与欧洲诸国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促使伊朗的诸多游牧区域逐渐卷入市场经济，传统的畜牧业产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直至成为出口西方国家的重要商品。恺伽王朝向游牧群体征纳的贡赋，亦开始采用货币的形式。尽管实物贡赋依旧延续，货币经济的因素在游牧区域无疑呈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恺伽时代，游牧群体构成国家的主要兵源，进而深刻影响着恺伽王朝的政治生活。然而，与萨法维王朝以及其后的阿富汗人政权相比，恺伽时代的游牧群体不再是支配国家政权的首要力量，恺伽王朝对于游牧群体的控制程度明显提高，而部落首领的地主化、商人化和官僚化构成恺伽王朝控制游牧群体的有效手段，部落利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许多部落酋长从恺伽王朝获得“伊儿汗”“汗”“舍赫”和“阿伽”的称号，接受恺伽国王的赐封，在恺伽王朝的宫廷出任要职，进而被纳入恺伽王朝的国家体系。

恺伽王朝时期，农民依然是伊朗人口的主体部分，农业继续构成伊朗首要的经济部门。尽管如此，伊朗的农作物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典型产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逐渐减少，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小麦及其他谷物自前萨法维时代起长期构成伊朗主要的农作物，至19世纪中叶仍然自给有余，并且出口国际市场。1858年，谷物的出口占伊朗出口商品总额的10%。19世纪后期，国际市场粮价下跌，对伊朗农业产生影响。至1900年，伊朗的谷物生产逐渐衰落，谷物播种面积下降，进而形成国内市场对于进口谷物的严重依赖。农作物结构的改变，不断排斥伊朗传统农业的自给性和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进而形成农业生产市场化和农民经营自主化的客观趋势，自然经济的基础逐渐崩坏，商品经济和货币市场随之扩大。

农作物结构的改变和农业生产市场化的进程，导致伊朗的地产形态和租佃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恺伽王朝时期，王室领地、贵族封邑、地主田产、瓦克夫和农民自主地构成伊朗地产的基本形态，私人土地支配权的不断扩大则构成地产运动的明显趋势。恺伽王朝建立初期，沿袭萨法维时代的传统，直接支配大量土地，同时继续向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赏赐封邑。19世纪中叶，王室领地和贵族封邑约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850年以后，特别是1880年前后，王室领地和贵族封邑逐渐减少，私人支配的民间地产不断增加，进而形成区别于传统封邑领有者的新兴地主阶层，即穆勒克达尔。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不断扩大封邑的支配权，封邑的领有者开始演变为地产的所有者。此外，许多商人投资乡村，购置田产，进而成为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新兴的地主阶层不仅占据大量地产，而且在乡村拥有广泛的权力，是恺伽王朝后期伊朗社会中最具影响的政治群体。土地、水源、种子、耕牛和人力五项要素的分成制仍然是乡村基本的地租形态，地主往往获得农产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地主大都收取货币地租。固定数额的实物地租亦存在于某些地区，地主出售作为地租所收取的农产品，换回所需的货币。

关于恺伽王朝时期伊朗的乡村生活境况，研究者看法不一，或认为此间伊朗乡村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或认为此间伊朗乡村的生活境况趋于恶化。然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地权形态的非国有化和租佃关系的货币化，明显助长着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人口流动。至于乡村民众的生活水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阶层无疑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恺伽王朝末期的伊朗人

恺伽王朝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家庭

城市通常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社区，称作马哈里，马哈里的首领称作卡德胡达，负责管理各自社区的内部事务，征纳赋税，仲裁纠纷。1885年，德黑兰人口约15万，除穆斯林外，还包括1578名犹太人、1006名基督徒和123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分别生活在5个社区，城内共有清真寺47座，宗教学校35所，公共浴室190处，客栈130处。伊斯法罕的居民包括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巴赫提亚尔人，分别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巴布教，并有苏非教团的7处道堂。

商人是恺伽王朝时期伊朗城市中最具势力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经营货物贩运，而且在金融信贷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有许多商人购置地产，投资工业。西方的冲击深刻地影响着伊朗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西方商品的涌入和西方列强的商业特权严重损害了伊朗商人的物质利益。少数大商人与西方资本家广泛合作，进而在流通领域独占鳌头，家财万贯。至于中小商人，他们无力与西方商人竞争，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19世纪30—40年代开始，欧洲工业品消费的增长导致波斯手工业品产量的急剧下降。1837年，伊朗商人抗议欧洲人在大不里士建立商站。1844年，大不里士的英国领事向伦敦报告，该地的许多商人要求禁止进口欧洲工业品，遭到官府的拒绝。时人将波斯湾的港口城市布什尔比作伊朗的孟买，然而商业的繁荣并没有给伊朗人带来富庶的生活；外国商人享有种种特权，伊朗商人却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布什尔的商人经常抱怨：西方商人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自己却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高额赋税。(www.xing528.com)

恺加王朝时期的亚美尼亚妇女

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明显排挤了伊朗传统手工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导致伊朗传统手工业的普遍衰落。设拉子是伊朗南部重要的手工业中心，1800年时约有纺织作坊500家，1857年时只剩10家。伊朗中部的内陆城市卡尚曾经以其丝织品和棉织品的精美工艺闻名遐迩，至19世纪40年代已经萧条不堪，织机数量从原有的8000部下降为800部。伊斯法罕的织机，19世纪30年代多达1250部，19世纪70年代仅存12部。19世纪初，伊斯法罕依然是伊朗最大的城市，约有人口20万。1870年，伊斯法罕人口减少为7万，往日繁荣的巴扎处于衰败的状态。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曾于19世纪90年代称伊朗的伊斯法罕是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纺织品市场。19世纪末，伊斯法罕的税吏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以往，伊斯法罕盛产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近年来，伊朗人却放弃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购买艳丽而低廉的欧洲产品。结果，他们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本地的工匠试图模仿进口的产品，降低了纺织品的质量，俄国人于是不再购买伊朗的纺织品，许多行业因此倒闭。这座城市原来有许多织工，现在仅存不足五分之一。伊斯法罕的妇女很难再像以往那样靠纺纱织布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现在大都失去了生计来源。”

19世纪的伊斯法罕1

19世纪的伊斯法罕2

19世纪初的波斯地毯

传统手工业衰落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手工工匠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雇佣工人。直至19世纪中叶，伊朗的地毯编织业大都分布于乡村地区，采用家庭生产的传统形式。恺伽王朝后期，西方资本逐渐控制伊朗的地毯编织业。1900年以后，大型的手工工场成为伊朗地毯编织业的主要形式，地毯编织业的分布区域亦由乡村扩展到城市的范围。1910年，地毯编织业的手工工场雇佣工人达6.5万人，仅大不里士一家地毯编织业手工工场便使用雇佣工人1500人。与此同时，地毯编织业的产量急剧上升，出口地毯总值由19世纪70年代初的7.5万英镑增至1914年的100万英镑。1914年，伊朗工业劳动力共计15万人，其中现代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1.5万人，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10%。英国资本控制的石油工业和俄国资本控制的里海渔业是伊朗规模最大的现代企业，前者雇佣工人约8 000人，后者雇佣工人约5000人。5—30人的中小规模的现代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1650人，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雇佣其中三分之二的劳动力。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伊朗出现了最早的机器工业，包括官府和私人经营的造纸厂、玻璃加工厂、火药厂、制糖厂和棉纺厂，规模较小。到1900年前后，伊朗人拥有大约20家现代工厂，雇佣工人500余人。然而，伊朗的现代民族工业由于交通不便，燃料不足，市场有限，加之缺乏必要的关税保护，无力与西方廉价工业品竞争，大都经营惨淡，步履维艰。

与欧洲诸国贸易交往的扩大和农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否定着伊朗乡村的传统经济模式，加速了伊朗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西方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挑战着传统手工业在伊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推动了伊朗社会分工的历史进程。19世纪初，伊朗尚且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至19世纪末，伊朗已被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的冲击打破了伊朗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进而瓦解着伊朗传统秩序赖以维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伊朗的社会结构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传统社会阶层诸如地主、农民、工匠、商人、贵族依然构成伊朗人口的主体部分，新兴的社会群体亦开始登上伊朗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