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

什叶派缘起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温麦最高领导权之合法性的分歧和争执。在什叶派内部，主要的分歧在于宗教与政治抑或国家之间的关系。萨法维王朝时期，国王被视作圣族的后裔、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表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教俗权力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宫廷则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王权凌驾于教界之上，什叶派乌莱玛处于从属于王权的地位。萨法维王朝积极介入什叶派宗教事务，宗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成为国家的重要元素。与此同时，什叶派的传统教法学派阿赫巴尔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阿赫巴尔派形成于白益王朝时期，强调《古兰经》和《圣训》作为穆斯林的唯一信仰来源，否认公议和类比的法律原则，否认宗教学者即乌莱玛的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辨，强调伊玛目的绝对权威和宗教学者的从属地位，进而成为维护教俗合一体制下君主政治的理论工具。阿赫巴尔派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伊智提哈德并不具有合法性，只能遵循经训教诲即阿赫巴尔，反对创制，强调信仰无须依靠宗教学者的引领，否认宗教学者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

18世纪的伊朗政治处于动荡的状态，王权衰微，教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阿富汗人马哈茂德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土库曼人建立的阿夫沙尔王朝亦曾试图淡化什叶派作为官方教派的地位。此间，许多什叶派乌莱玛移居伊拉克南部的宗教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什叶派乌莱玛与世俗政权的传统联系随之中断。恺伽王朝建立后，尽管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却无萨法维王朝所声称的圣族后裔的高贵血统，亦未自居为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表。与此同时，什叶派逐渐脱离国家体制而形成独立的体系，进而质疑世俗王朝的合法性，教俗关系随之趋于恶化，新的教法学派欧苏里派遂应运而生。

欧苏里派倡导理性和创制的法律实践，强调伊智提哈德即教法学家的独立判断，否认世俗君主的宗教权威，进而阐述什叶派穆斯林绝对顺从教法学家取代绝对顺从世俗君主的政治原则。欧苏里派认为，直到隐遁伊玛目复临之前，宗教学者的责任在于引领信仰和实施教法即行使监护权。欧苏里派将什叶派穆斯林区分为穆智台希德与穆卡里德，穆智台希德系精神导师和信仰楷模，穆卡里德系追随穆智台希德的普通信众，穆卡里德通过穆智台希德发布的富图瓦实现与隐遁伊玛目的沟通，具有独立于世俗君主的特殊地位。欧苏里派认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穆智台希德，一位圣洁而通晓治国之道的智者。既然穆智台希德是神圣的因而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所以需要国王挥舞宝剑和仲裁纠纷，但是国王必须作为穆智台希德的代理人和从属者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力。相比于阿赫巴尔派主张什叶派穆斯林对于隐遁伊玛目的绝对服从，欧苏里派强调什叶派穆斯林应当追随和效法同时代的穆智台希德。欧苏里派的兴起，作为萨法维王朝末期王权衰微的逻辑结果，强调伊智提哈德的合法性和所谓效法渊源即穆智台希德的必要性，倡导宗教学者特别是穆智台希德的创制实践，开辟了什叶派乌莱玛挑战王权和角逐政坛的先河，集中体现了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抗争。

18世纪末，著名宗教学者阿加·穆罕默德·巴基尔·贝赫贝哈尼(1706—1790)指责阿赫巴尔教法学派为“不信者”，排斥阿赫巴尔教法学派的宗教学者，进而确立了欧苏里教法学派在伊朗的主流地位，穆智台希德则取代国王而被视作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表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所谓的穆智台希德不同于远离人间的隐遁伊玛目，他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效法渊源”抑或信仰楷模。与萨法维王朝相比，恺伽王朝的君主逐渐丧失宗教权力，国家体制亦由教俗合一转变为教俗分离，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制约和角逐。

恺伽王朝时期的王公贵族和宗教学者(www.xing528.com)

库姆的法蒂玛清真寺

恺伽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成为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标志，圣城库姆则是什叶派乌莱玛的精神家园和宗教政治的象征。“18—19世纪，伊朗的乌莱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地位”。萨法维王朝时期君权至上的政治体系不复存在，教权与俗权的二元并立成为恺伽王朝时期伊朗政治的突出现象，宗教、司法和教育是教界控制的主要领域，清真寺与巴扎的广泛联盟构成教权独立于俗权的社会基础。乌莱玛巩固了与民众的联盟，乌莱玛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巴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教俗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改变，什叶派乌莱玛不再是国王统治臣民的御用工具，开始成为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重要群体，国家的政治重心随之在教俗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恺伽王朝的历代国王极力笼络什叶派乌莱玛，然而许多穆智台希德却宣称，隐遁的伊玛目并未将指引民众的权力交给世俗的统治者，指引民众的责任只属于教界。只有少数乌莱玛试图认同恺伽王朝的权力和地位，大部分颇有影响的穆智台希德声称，隐遁的伊马目将指引民众的责任托付给教界而不是托付给世俗的统治者。他们远离宫廷，崇尚什叶派的早期原则，否认世俗政权治理民众的合法性。恺伽王朝的国王尽管自称“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却常被教界上层视作安拉统治尘世权力的篡夺者。

宗教圣城库姆，1723年

法塔赫·阿里沙当政期间，恺伽王朝尚与什叶派乌莱玛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宫廷的赐封构成什叶派乌莱玛的重要财源。19世纪前期，伊斯法罕的乌莱玛穆罕默德·巴基尔·沙夫提“或许是历史上最富庶的乌莱玛之一”，拥有伊斯法罕的400处客栈和2000处店铺，并且接受法塔赫·阿里沙赐封的大量地产。法塔赫·阿里沙之子穆罕默德·米尔扎(1834—1848年在位)即位后，青睐苏非教团的宗教理念，恺伽王朝与什叶派乌莱玛的关系逐渐疏远。纳绥尔丁(1848—1896年在位)当政期间，恺伽王朝表现为浓厚的世俗色彩。纳绥尔丁推行的改革举措，导致什叶派乌莱玛的广泛不满。反对烟草专卖权的运动反映出恺伽王朝与什叶派乌莱玛之间矛盾的加剧，宪政运动的爆发则是恺伽王朝与什叶派乌莱玛矛盾加剧的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