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治与教俗之间的关系及其优化

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前，波斯人大都属于逊尼派穆斯林，分别尊奉沙菲仪派、哈奈菲派、马立克派和罕百里派教法，亦有少量的波斯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萨法维家族原本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萨法维教团自其创立者萨菲·丁至第四代长老易卜拉欣皆具有明显的逊尼派倾向，尚无什叶派的教派痕迹。

萨法维教团从逊尼派向什叶派的转化，开始于第五代长老朱奈德时期。此间，土库曼战士凯兹巴什追随萨法维教团长老朱奈德，随之注入军事色彩和神秘元素。凯兹巴什红色头巾上的十二布条，被视作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象征，此为萨法维教团从逊尼派转化为什叶派的起点。

萨法维王朝的创立者伊斯马仪，早年在诗歌中自比波斯先人胡斯洛和鲁斯塔姆，推崇呼罗珊起义的英雄阿布·穆斯林，自称是真理的化身和阿里家族的追随者，进而自称是什叶派第七代伊马目穆萨·卡兹姆的后裔。

1501年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伊斯马仪沙宣布什叶派伊斯兰教为萨法维王朝的官方信仰，自居为隐遁伊玛目在尘世的代表，进而实行强制改宗的宗教政策，迫使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放弃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改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大量逊尼派穆斯林由于拒绝改宗什叶派而遭到萨法维王朝迫害致死。与此同时，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乌莱玛(乌莱玛是阿拉伯语“学者”一词的复数音译，特指宗教学者)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诸地迁入伊朗，创办什叶派宗教学校，宣传什叶派伊斯兰教，进而将什叶派乌莱玛纳入萨法维王朝的官方体系。

塔赫马斯普早年青睐什叶派，1528—1533年征战乌兹别克人期间，多次朝拜位于马什哈德的第八代伊玛目阿里·里达的神龛。阿拔斯一世有意疏远苏非教团，淡化埃尔达比勒的宗教圣城地位，却向什叶派乌莱玛赠与大量宗教地产，提高库姆和马什哈德的宗教圣城地位。阿拔斯一世尽管迁都伊斯法罕，然而只有8次莅临新都。相比之下，阿拔斯一世曾经12次拜谒马什哈德。伊斯马仪二世(1576—1577年在位)在位期间，一度试图恢复逊尼派信仰，却已无力回天。

萨法维王朝的权力合法性，首先来自萨法维家族作为苏非教团首领的地位，继而来自萨法维家族与阿里家族之间的血缘传承以及什叶派伊玛目权位的传承。萨法维王朝之引入什叶派作为官方信仰，旨在强化萨法维王朝的神圣地位，强化臣民之宗教认同感和社会内聚力，进而抗衡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西方宿敌奥斯曼帝国和东方宿敌乌兹别克帝国。官方的什叶派宗教学说赋予国王以神圣的外衣，成为萨法维王朝驾驭社会和统治民众的重要工具。

萨法维王朝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另一方面继承波斯帝国的政治传统，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俨然成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和“众王之王”。教俗合一的国家体制，成为维系伊朗诸多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纽带。阿拔斯一世当政期间的欧洲旅行家查尔丁曾经写道，“世界上再没有比波斯国王更加专制的统治者”。稍晚于查尔丁的另一欧洲旅行家克鲁辛斯基亦认为，“天地间没有任何一位国王能够像阿拔斯沙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主宰着臣民的命运”。(www.xing528.com)

萨法维家族与什叶派乌莱玛的广泛联盟，构成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基础。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什叶派乌莱玛势力的空前膨胀，以至于此后数百年间什叶派乌莱玛特别是穆智台希德(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导师)取代苏非教团而在伊朗历史进程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极力排斥和迫害其他诸多苏非教团，萨法维教团几乎成为萨法维王朝境内仅存的苏非教团。相比之下，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提供了萨法维王朝的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石，而什叶派乌莱玛成为萨法维王朝宗教政策主要受益者。所谓的萨德尔作为国王任命的官方什叶派宗教首领，负责监督实施宗教法律沙里亚，任命宗教法官卡迪，掌管宗教地产瓦克夫。萨法维王朝亦将马什哈德和库姆的大量地产赠予教界，作为教界的主要财源，什叶派乌莱玛随之融入地产主的行列，成为萨法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库姆和马什哈德堪称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标志和象征，伊斯兰教历穆哈兰月期间祭奠伊玛目侯赛因的节日则是伊朗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穆罕默德·巴基尔·麦吉利西

伊斯兰世界的乌莱玛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教士，他们并非介于上帝与信众之间的环节，而是执行穆斯林法律，掌管教育和慈善机构者，因此具有比西方的教士更为广泛的作用。萨法维时代，什叶派乌莱玛人数众多，地位各异。乌莱玛的上层拥有萨法维王朝任命的职位，占据大量地产，掌管官方宗教机构。更多的乌莱玛并未被纳入萨法维王朝的官方宗教体系，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与城市的巴扎和行会以及乡村大众联系密切，具有明显的民间倾向。

萨法维王朝末代君主侯赛因在位期间，什叶派宗教学者势力坐大，著名什叶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巴基尔·麦吉利西(1627—1700)更是位高权重，被时人誉为“伊斯兰教长老”，俨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首领。此间，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逊尼派穆斯林受到排挤和迫害，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