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政治与部族传统的互动影响

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起源于萨法维教团与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联盟，萨法维时代的政治生活表现出土库曼元素的浓厚色彩，凯慈巴什广泛的政治影响贯穿萨法维王朝的历史进程。凯慈巴什首领大都出任萨法维王朝的军政要职，尤其在伊朗西北部诸多省区颇具势力。作为省区总督的凯慈巴什大都终身任职，家族世袭和父死子继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除向国王提供兵员和缴纳数量有限的贡赋之外，在所辖范围内对其臣民行使广泛的统治权力，形成明显的离心倾向。

萨法维王朝致力于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土库曼人部落结为盟友，政治婚姻可谓萨法维王朝实现政治聚合的有效手段。乌斯塔吉鲁部落、沙姆鲁部落和塔卡鲁部落的首领曾经娶伊斯马仪的妹妹为妻，伊斯马仪和塔赫马斯普先后娶乌斯塔吉鲁部落女子为妻，而塔赫马斯普、伊斯马仪二世和胡达班达的生母皆来自乌斯塔吉鲁部落。伊斯马仪死后，卢姆鲁部落、塔卡鲁部落与乌斯塔吉鲁部落三足鼎立，形成左右朝政的局面。1526—1531年，塔卡鲁部落击败乌斯塔吉鲁部落和卢姆鲁部落，独揽大权。1531年，沙姆鲁部落联合乌斯塔吉鲁部落、卢姆鲁部落、祖尔加迪尔部落、阿夫沙尔部落，在伊斯法罕发动兵变，屠杀塔卡鲁部落成员，占据萨法维王朝的军政要职。此间，凯兹巴什把持朝政，相互倾轧，至1533年权力复归塔赫马斯普。塔赫马斯普死后，哈伊达尔即位，得到乌斯塔吉鲁部落、沙姆鲁部落、塔卡鲁部落和格鲁吉亚人的支持。随后，卢姆鲁部落、阿夫沙尔部落、恺伽部落以及库尔德人废黜哈伊达尔，拥立伊斯马仪二世即位。伊斯马仪二世死后，沙姆鲁部落、祖尔加迪尔部落、乌斯塔吉鲁部落和阿夫沙尔部落拥立塔赫马斯普的长子胡达班达即位。

17世纪末萨法维王朝的皇家卫队士兵

塔赫马斯普在位期间，屡次远征高加索，俘获大量格鲁吉亚、塞加西亚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士兵。自阿拔斯一世即位开始，萨法维王朝逐渐改变兵源结构，征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塞加西亚、亚美尼亚战俘，组建领取薪俸的职业化新军，旨在制衡凯慈巴什战士、克服地方离心倾向和强化中央集权。阿拔斯一世当政期间，领取薪俸的职业化新军达到3.7万人，包括御林军3000人、骑兵1万人、使用传统兵器的步兵1.2万人和装备新式火器的步兵1.2万人，而凯慈巴什战士则由6万人削减为3万人。阿拔斯一世在位末期，约半数的省区总督由新军将领担任。至阿拔斯二世当政期间，在全国37个省区中，由新军将领出任总督的省区多达25个。(www.xing528.com)

阿拔斯一世

萨法维王朝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军事封邑和王室领地构成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军事封邑用于供养凯慈巴什战士，而王室领地则是萨法维家族的主要岁入来源。萨法维王朝初期，土库曼人势力膨胀，诸多地区成为凯慈巴什战士的军事封邑。阿拔斯一世即位以后，逐渐削减凯慈巴什的军事封邑，扩大王室领地，用于维持新军和支付军饷。凯兹巴什采用军事封邑的传统方式，无须国家财政支出。相比之下，阿拔斯一世组建的新军由国家财政支付军饷。1588—1606年，加兹温、卡尚、克尔曼、亚兹德、库姆的军事封邑相继被国家收回，成为王室领地。1642—1666年阿拔斯二世当政期间，吉兰、马赞德兰、呼罗珊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封邑亦被纳入王室领地。与此同时，萨法维王朝不断完善官僚机构，起用波斯贵族掌管税收。波斯元素由此融入萨法维王朝的政治领域，波斯贵族随之成为萨法维王朝制约土库曼人凯兹巴什的重要砝码。

萨法维王朝无疑兼有土库曼元素与波斯元素的双重属性。萨法维王朝统治的200余年间，土库曼元素与波斯元素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历史转换。萨法维王朝最初定都于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查尔迪兰战役之后，大不里士成为毗邻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城市。由于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战事不断，塔赫马斯普于1548年迁都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的加兹温，以避奥斯曼帝国的攻势。阿拔斯一世在位期间，于1598年再次迁都位于扎格罗斯山中部的伊斯法罕。迁都的过程不仅标志着萨法维王朝重心的东移，亦是萨法维王朝之去土库曼化的重要举措，伊朗腹地成为萨法维王朝的政治重心，政治生活的波斯色彩日渐浓厚，土库曼人的政治影响随之削弱。许多学者强调和渲染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人与波斯人的冲突，认为土库曼人与波斯人如同石油与水，无法融合为一体(Morgan，1988，p.128)。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为萨法维王朝倚重的统治精英，土库曼人战士与波斯官僚之间无疑存在差异和矛盾。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萨法维王朝统治精英内部冲突的族群色彩逐渐淡化，土库曼人战士与波斯官僚之间的通婚已是常态，进而形成政治盟友。波斯官僚政治的历史传统根深蒂固，土库曼人战士与波斯官僚之间的合作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