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波斯学者探究

所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指哈里发统治下信奉伊斯兰教的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由于此间穆斯林使用阿拉伯语作为文化创造的载体，所以常被称作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演进，仿佛涓涓溪流汇成滔滔江河一般，长达数百年之久，而阿拔斯时代无疑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阶段。阿拉伯人的征服、哈里发国家的统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诸多民族的融合、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阿拉伯语的流行，无疑构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演进的深层背景。阿拔斯王朝前期长达百年之久的翻译运动，则为伊斯兰世界“智力的觉醒”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历代哈里发大都奉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积极倡导翻译非伊斯兰教的典籍文献。曼苏尔不仅以建造新都巴格达著称于世，而且酷爱学术，尤其对异族文化情有独钟，首开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的先河。马蒙当政期间是百年翻译运动的高峰，哈里发重金聘请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从事翻译和著述。广泛的翻译运动使内容丰富的异教文化逐渐植根于伊斯兰世界的沃土，亦使穆斯林学者得以博采众长，而翻译的过程本身往往包含着文化的创造。浩如烟海的波斯古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源远流长的波斯古代文化由此逐渐融入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而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得以走向繁荣的重要元素。

阿拔斯王朝初期，华丽的辞藻和优雅的风格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学时尚，具有浓厚波斯色彩的艺术散文逐渐风行，伊本·穆加发(724—759)则是伊斯兰世界艺术散文的首开先河者。伊本·穆加发生于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原系波斯血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759年被曼苏尔以“伪信者”的罪名处死。伊本·穆加发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著述颇丰，曾经将印度的梵语典籍《五卷书》从古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并且按照时人的习俗和情趣，予以改编和加工，取名《卡里莱和迪木乃》。该书以狮、猴、牛、狐、鼠、鱼等数十种动物作为角色，包括60余个故事，其中半数系伊本·穆加发增添的内容，而卡里莱和迪木乃是两只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的形象与恶的形象。伊本·穆加发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及作者的四个目的：第一，用没有理智的禽兽间的对话作为题材，是为了吸引喜爱诙谐故事的少年人；第二，用各种动物的思想影射帝王的内心世界，借此规劝他们的行为；第三，用动物的形象作为体裁，投合帝王和民间的喜好，让众人口授笔录，流传后世；第四，向帝王提出忠谏，也使百姓明辨是非。该书引入动物寓言的叙事模式，以动物界比喻人类社会，阐述作者的伦理观念和处世准则以及改革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抱负，想象丰富，寓意深刻，颇具诱人的魅力，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学作品的典范，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创作开始突破阿拉伯古诗风格的界限，新的诗歌形式渐趋盛行。波斯血统的阿布·努瓦斯(757—814年生卒)和阿布·阿塔希叶(748—825年生卒)，皆为阿拔斯王朝前期的著名诗人。阿布·努瓦斯出生于波斯西南部的胡齐斯坦，曾在伊拉克求学，通晓经训和诗律，后来博得哈里发哈伦和艾敏的赏识，成为宫廷诗人。阿布·努瓦斯长于情诗和酒诗，格律严谨，内容诙谐生动，所作之情诗自由奔放，极富情感，酒诗色彩绚丽，构思奇特。阿布·努瓦斯在生活方面反对禁欲苦行，鼓吹尽情享乐，在艺术方面反对因循守旧，刻意追求新颖，是当时新诗创作的杰出代表。阿布·阿塔希叶出生于伊拉克，早年境况寒微，后来成为巴格达的宫廷诗人，曾经钟爱哈里发马赫迪后宫的侍女欧特白，常赋诗抒发情感，并且一度因此事而身陷囹圄。哈伦当政期间，阿布·阿塔希叶放弃哈里发赐予的高额年俸和奢侈豪华的宫廷生活，追随苏非主义，隐居苦修。阿布·阿塔希叶的前期诗作取材于巴格达的宫廷生活，多为情诗和颂诗，后期诗作取材于隐居苦修的生活经历，颇具苏非主义的神秘思想和悲观厌世的浓厚色彩。阿布·阿塔希叶曾被后人誉为“阿拉伯宗教诗之父”，其诗作的生活观与阿布·努瓦斯的享乐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位居四大教法学派之首的哈奈菲学派创始人阿布·哈尼法(699—767)，祖籍波斯，生于库法，早年经商，后来师从教法学家哈马德和圣训学家阿米尔以及什叶派第六代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研读经训，造诣颇深。阿布·哈尼法强调《圣训》条文的严格选用，主张缩小《圣训》作为司法依据的使用范围。在此基础之上，阿布·哈尼法重视执法者个人意见的价值和个人判决的必要性，积极倡导公道至上的法学思想，代表了伊斯兰教法学的最高成就。阿布·哈尼法精通类比并大量使用类比，加之推论的广泛运用和对词义含混的经文的明确解释，为法学权威作出法律决断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这对伊斯兰教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布·哈尼法曾在库法和巴格达广招弟子，但是生前并无著述。他的弟子阿布·尤素夫著有《赋税论》一书，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阿布·哈尼法的法学观点。

呼罗珊人安萨里(1058—1111)，波斯血统，出生于马什哈德，曾经云游伊斯兰世界各地传教讲学，在大马士革的苏非派道堂隐居10年，体验精神修炼，著书立说，是哈里发时代逊尼派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安萨里的学说，以独尊安拉为核心，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博采伊斯兰教诸学派以及希腊哲学的思想精华，丰富和完善了伊斯兰宗教哲学的理论体系。安萨里的贡献在于将信仰区分为外在的信仰和内在的信仰，强调由外在信仰到内在信仰的升华。为此，安萨里在摒弃苏非派关于泛神思想、漠视法定宗教功修和崇拜圣徒圣墓等内容的前提下，承认苏非派的强调内心直觉的信仰方式乃是实现由外在信仰到内在信仰升华的必要途径。安萨里因此被穆斯林誉为“伊斯兰教的伟大复兴者”，西方学者则将安萨里称作“伊斯兰世界的奥古斯丁”。

圣训学家布哈里(810—870)，波斯血统，出生于中亚名城布哈拉。布哈里毕生致力于寻访圣训世家，搜集圣训正文，甄别考证圣训传述体系，记录圣训素材累计多达60万段，精选其中近万段汇编成集，成为伊斯兰世界久负盛名的传世之作《布哈里圣训实录》，流传甚广。布哈里在伊斯兰学术领域具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圣训学的伊玛目”。

波斯血统的也门人瓦赫卜·穆奈比(?—728)，原奉犹太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教，成为圣训学家，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颇有研究，但其著述大都未能传世。瓦赫卜·穆奈比所写《希米叶尔诸王史》一书虽然侥幸保存至今，内容却多有失实之处，不足凭信。(www.xing528.com)

著名史家白拉祖里(820—892)祖籍波斯，出生于巴格达。所著《诸国征服记》一书，采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和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的征服进程，兼及征服期间哈里发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各个省区的历史。白拉祖里是伊斯兰史学家中把征服各城市和各地方的许多故事合并成一个整体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编写历史的人都是采取专论的形式。白拉祖里的另一著作《贵族的谱系》，采用传记体的形式，记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和主要的阿拉伯部族的历史变迁，并且提供了有关倭马亚社会和哈瓦立及派活动的丰富史料。

泰伯里(839—923)亦为波斯血统的著名史家，出生于里海南岸的泰伯里斯坦。泰伯里长期游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深谙东方古代的历史文化和典章制度，善于鉴别史料的真伪，长于驾驭史实的脉络。泰伯里所著《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独辟蹊径，突破以往历史著述的狭隘界限，改变史学前辈仅仅着眼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和圣战始末的编纂传统，将当时穆斯林所知的世界视作一个整体，可谓伊斯兰世界的首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巨著。该书卷帙浩繁，原稿长达6万余页，现存的版本分为13册，7500余页，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从创世开始，自阿丹和易卜拉欣等传说时代诸位先知的生平经历，至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以及波斯人、罗马人、犹太人诸民族的古代社会状况。下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开始，记述哈里发国家的演变过程，至914年结束。该书采用追溯传述线索的传统方法，详细考证各种史料，取材精审，是伊斯兰编年史的典范。泰伯里采用圣训学家的方法，在叙述一个事件时，列举多种传说，让读者自己从中选择最佳的传述。泰伯里在经注学领域亦有极深的造诣，所著《古兰经解全汇》旁征博引，海纳百川，被后人视为经注学的经典之作，泰伯里本人则被誉为“伊斯兰经注学的长老”。

法拉比

纸币上的法拉比头像

法拉比(874—950)出生于中亚的法拉布附近，其父是波斯人，其母是突厥人。法拉比不仅承袭古代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肯迪的哲学思想，而且深受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影响。法拉比认为，安拉是永恒不变的第一存在，宇宙现象始于安拉的“流溢”，万物的形式蕴含于安拉的本体之中；“流溢”过程的起点是作为最高精神的安拉，终点是人的精神；自安拉“流溢”的外部世界包括土、水、火、空气诸种物质，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特性。法拉比认为，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感官的认识与理性的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认识开始于感官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法拉比还认为，人的灵魂并非独立于肉体的存在，而是与肉体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死后，其灵魂回归永恒的宇宙灵魂。法拉比是突厥学派哲学的奠基人，其哲学体系融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世俗哲学思想与苏非主义的神秘学说。法拉比深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导师”和“伊斯兰东方最伟大的哲学权威”。

拉齐(865—925)，波斯血统，出生于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拔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被后人誉为“穆斯林医学之父”。拉齐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有史以来关于天花、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