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有声片革新历程

联华公司的有声片发展历程，或者说“有声片策略”，是不少中国电影史著作关注的一个议题。这一议题围绕的主要问题在于，作为“当时中国最为现代化的电影企业”，从1931年到1936年，数年间联华公司的有声片出品何以呈现一段“触目惊心的空白”？《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观点认为，“联华的放映网，虽然有一部分首轮影院已改装有声设备，但其他大部分仍是无声电影院，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比较倾向走老路了”⁽¹⁾。《中国无声电影史》的观点与此接近。“由于联华公司的放映网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短期内全部更换有声放映设备势难进行，同时，联华公司较注重影片的内在质量，而多少把有声、无声看成是纯形式的问题，因而对有声片的摄制持较为消极的态度。”⁽²⁾可见，主流影史论调大都将上述问题归因为联华公司的“放映网”规模庞大、设备更新缓慢等。

事实上，正如本书在第一章中已质疑的，诸如“联华公司的放映网”“垂直整合的现代电影企业”之类都是颇可否认的伪命题，因而上述观点在此不再多加评述。联华公司的有声片革新历程确实有其历史特殊性，然而，造成“触目惊心的空白”结果的却绝不仅是一个两个显见的“主要原因”。本节，笔者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与串连，构建起较为接近史实的联华公司有声电影革新历程。总体看来，首先，联华对有声电影改革并非态度消极，而是有积极的、甚至是雄心勃勃的计划；其次，联华有声片最终呈现出的“空白”情形也并非某种深谋远虑的策略的结果。从本节的叙述看来，甚至连最终的技术引进，联华在这一变革中的每一步无不是充满了争端、夭折、偶然与巧合——影史中联华公司高大的形象背后或许是后人不愿相信的混乱与狼狈。

1930年，就在罗明佑奔波游说组建联华期间，他发表的《创办国产有声及无声电影制片公司缘起》一文就表达了自己对有声电影前景的预期。“今者美国不再制无声片矣，而有声片则已证明仅能供通商口岸英美人及通英文者之需要，则此后除华洋杂居之数处商埠，或可容一二美国有声片影院外，其他影院不（久）将有影片绝乏之虑乎，故自制完善之影片及有声影片，实为目前影业唯一之机会及需要。”⁽³⁾可见，罗明佑清楚地看到了国产无声片的“机会”和国产制片商跟上潮流制作有声片的“需要”。

1930年12月3日，正当明星公司的首部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即将完成之际，联华公司却抢先以“中国第一部配音唱歌声片”的名义推出了孙瑜的《野草闲花》，并宣称“全片配音撮歌，开国产有声影片之先河”，“树歌唱有声国片之先声”。事实上，《野草闲花》完全是一部默片，只是为了获得一些有声效果，孙瑜采用了人工手动的办法为影片局部“配音”，即当影片放映到角色开口唱歌的画面时，就立刻放下唱针播放事先录好的唱片⁽⁴⁾。这种毫无科学性的土办法既非真正的有声电影实践，对当时的有声技术试验也毫无参考价值。虽然联华的“第一部配音唱歌声片”货不真价不实，不过这一宣称却将这一年里几家公司不声不响的竞争给挑明了，尤其对于憋着劲儿准备一鸣惊人的明星公司来说，联华此举无疑搅了他们的好局。

图4-1　号称“中国第一部配音唱歌声片”的《野草闲花》（资料来源：申报）

1931年4月4日，明星公司轰动一时的《歌女红牡丹》余热未消，成立已过半载、初露峥嵘的联华公司首次在申报上公开启事，列出了自己的有声片计划，一是“不日开始摄制完美有声片”，二是“联华音乐歌舞学校成立”，其中写道：“本公司已订定最完善制造有声影片机，下月即可抵沪，届时即可开始摄制完全对白歌唱有声影片。国内最著名之艺员如梅兰芳君、马师曾君、黎明晖女士、紫罗兰女士均已热诚赞助。一俟本公司机件安置妥善，即在本公司摄演有声影片。”⁽⁵⁾这时，天一公司已经最先引进了片上录音技术，明星公司在《歌女红牡丹》之后也果断抛弃了过时的蜡盘录音，斥资引进片上录音技术，大中国与暨南两家小公司甚至不惜远渡日本租借片上录音设备，而联华所谓的“最完善制造有声影片机”其实仍是技术陈旧、效果不佳的蜡盘录音机，且计划中的“完全对白歌唱有声影片”就是将由史东山执导的《银汉双星》。

在筹备《银汉双星》的同时，1931年3月到5月间，罗明佑与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数次接触，表达了合作意向。据黎锦晖回忆：“联华影业公司经理罗明佑想把‘明月’的全部团员吸收过去，组成歌舞班。我想到团体的前途，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团员也感到工作和生活都有保障，全体赞成。”⁽⁶⁾于是这年6月，明月歌舞团改名联华歌舞班，正式加入联华。

从《野草闲花》的预热，到购进蜡盘录音机、特聘歌舞明星紫罗兰，再到成立歌舞班，可见，面对1931年全面打响的国产有声片之争，联华公司的计划是先主推一部歌舞有声片《银汉双星》，然后试图在此基础上步入歌舞有声片的类型化生产，去占据尚未成型的国产有声片市场⁽⁷⁾。

7月4日，《银汉双星》开拍。此时，友联公司的蜡盘声片《虞美人》、华光公司的片上发声片《雨过天青》已经相继上映。进展最快的天一公司也已经开拍首部“慕维通全部有声影片”《歌场春色》了。在国产有声电影整体上已经走完技术尝试阶段，放弃蜡盘走向片上发音的背景下，联华公司方才开始拍摄蜡盘有声片，技术上已落后了整整一年。

1931年7月，《歌女红牡丹》上映过后仅三个月，华光公司的片上发音有声电影《雨过天青》上映，片上发音技术由此正式进入国片市场，并被人称为“真声片”，而与之对照的蜡盘有声电影则被斥为“伪声片”。10月底，随着天一公司《歌场春色》的热映（在新光大戏院连映了14天），片上录音与蜡盘录音的高低优劣更是让观众了然于心。

12月初，联华公司开拍已逾半年的《银汉双星》始得完成。这半年里，有关有声电影的知识迅速在观众中普及，不论是外国的音效、音乐、对白皆备的有声电影，还是国产片中令人感觉新鲜的现场声与国语对白，都令看过的观众再也无法承认声音时有时无且难以同步的蜡盘配音片是有声电影了。在这种局面下，联华公司投入不菲、寄予厚望，并期望以“有声歌舞钜片”名号大力宣传一番的《银汉双星》已完全无法作为有声片进行宣传了，但联华公司显然不甘心仅将其作为一部普通的默片推上银幕。结果，既可笑又颇耐人寻味的是，在《银汉双星》的海报上，广告语这样写道：“能干的人，必能舍短取长，所以本片不用对白。艺事贵精而不贵滥，所以本片只有五场歌舞。此为本片能高于一切精于一切之二大原因。”⁽⁸⁾这种把劣势说成是精妙与过人之处的逻辑足见当时联华公司既不甘又无奈的心态。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银汉双星》上映南京大戏院前后，天一公司以极快的速度推出了第二部慕维通影片《最后之爱》，此时，天一前一部《歌场春色》还在二三轮影院上映着，这更让联华集公司之力的年度大片前景黯淡。天一公司新片的广告语亦真亦假地模仿起联华惯用的句式，颇耐人寻味：“最后之爱是抵制舶来声片的生力军，是打倒蜡盘声片的迫击炮，是发扬国粹艺术的先锋队，是测验真假爱情的试金石。”⁽⁹⁾最终，1931年12月13日到16日，在相当不利的市场环境下，《银汉双星》在南京大戏院首轮上映四天即告下线，没能在上海形成任何影响就灰溜溜转至外埠了。曾在影片中表演歌舞的王人美回忆道：“我印象里，我们曾在公司里看过一次《银汉双星》，觉得歌舞部分拍得还不错，心里乐滋滋的。过些时候，我和几个小姐妹又到电影院里去看。那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在银幕上明明张大了嘴，却没有声音，一会儿，我的嘴闭上了，又有了歌声。看得我们都捂着嘴偷偷地笑。”⁽¹⁰⁾而曾为影片奏乐的聂耳更是鄙夷至极：“什么有声片！简直狗屁！”⁽¹¹⁾

《银汉双星》的失败，以及随后联华歌舞班的解散，标志着联华公司最初的有声片计划失败。(www.xing528.com)

1931年底，《银汉双星》的失败使得罗明佑的歌舞有声片计划受挫，此外，联华歌舞班在成立的半年里拍摄的歌舞有声短片也皆因“摄录技术太差，实在不能公映”⁽¹²⁾。“一·二八”之后不久，歌舞班即遭解散。可以说，联华公司一年前公开启事的有声片计划到这时彻底失败了。总结失败的原因，除了罗明佑手里的资金并不充足之外，还有联华公司领导层对旧技术抱有的侥幸心理，对影业发展前景的错误判断。进入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华北电影公司解散导致的危机接踵而至，疲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联华公司无力像天一和明星那样迅速转变策略，从美国引进技术。此后，从1932年到1934年9月联华合并制片厂之时，联华公司的有声片创作便总体上陷入沉寂，再无大张旗鼓的宣传与启事。

在这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二厂导演蔡楚生的个人努力却为联华公司停滞了的有声片革新打开了局面。1932年，正当天一和明星已经熟练掌握了外国技术并开始加快出品时，国产有声设备的研制也悄悄崭露头角。原明星公司的摄影师颜鹤鸣在辞去工作之后潜心钻研两年，终于研制出构造较为完善的电影录音机，并准备试拍一部故事长片。这时的蔡楚生正准备拍摄他的第三部影片《都会的早晨》，可能是通过郑正秋的关系⁽¹³⁾，蔡楚生得以与颜鹤鸣认识并得知他的计划。这时的蔡楚生对有声电影正极有兴趣，“他很赞赏颜鹤鸣用自己试制的录音机、自己操作试拍有声片的勇气，并且全力支持颜的事业。他用十来天的时间，编写出电影剧本《春潮》”⁽¹⁴⁾。随后，蔡楚生将自己正在拍的《都会的早晨》一片的演员，如高占非、王人美、袁从美、尚冠武等也都拉了进来，又把潮州同乡郑应时找来当导演。这时的蔡楚生毕竟是联华公司的导演，只能以个人身份参与《春潮》的拍摄。

1932年10月，《春潮》开拍，直到第二年10月才上映。虽然在当时已渐趋成熟的“慕维通”“斯达通”影片的竞争中，国产的“鹤鸣通”效果差强人意。然而，作为最早动手研制有声电影技术的中国人，颜鹤鸣颇受时人赞誉。“我们对于颜鹤鸣君努力于国产声片的制作，甚至毁家借款，其不屈不挠之精神，真是大可称誉的”⁽¹⁵⁾。正是经过这次公司外的个人制片活动，蔡楚生初次领略了有声片的摄制过程与艺术效果。1933年4月，蔡提出的新剧本《渔光曲》便着意要配乐配歌。

颜鹤鸣的尝试虽然没能大获成功，不过，由他所引领起来的国产有声设备研制浪潮却延续了下去。到1933年8月《渔光曲》开拍时，马德建、龚毓珂、司徒逸民三人研制的录音机已接近完成。“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商量，能不能把《渔光曲》改成有声片。司徒告诉他，对白录音怕来不及，但是唱歌部分可以搞配音。”⁽¹⁶⁾为了要在影片中使用电通公司的录音机，蔡楚生与联华公司也发生了争端。当时的联华公司领导十分反对使用国产录音机，他们“只相信美国录音机，对国产录音机连听也不要听”⁽¹⁷⁾，但蔡楚生不甘心就此罢休。在影片主体拍完后，他留下影片结尾王人美演唱《渔光曲》的段落不拍，再三要求公司采用电通的录音机，双方僵持了三四个月，直到1934年春电通公司出品了《桃李劫》后，联华公司才终于勉强同意。于是，联华公司事实上的第一部片上发音电影始得完成⁽¹⁸⁾。

图4-2　1934年9月6日渔光曲上映最后一天的海报与影院外情景（资料来源：申报、《联华画报》）

《渔光曲》尚无对白，只有铺满全片的配乐和片尾的现场配唱，因而还只能算是“配音片”。尽管技术与艺术方面还很不完善，但哀伤优美的音乐与悲苦动人的剧情相得益彰、催人泪下，片长仅55分钟的《渔光曲》最终创下了连映84天的惊人纪录。

《渔光曲》的成功不仅使国人对国产收音机刮目相看，也为沉寂中的联华公司有声片带去了一些曙光。接下来，二厂的《大路》《新女性》也都采用了“三友式”录音机。

1934年4月至9月，《渔光曲》的完成、上映与票房成功成为联华公司有声片革新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而在此期间，罗明佑正应国民党政府之托，在欧美各国考察影业。除了公事之外，罗明佑还与原联华香港厂的关文清、赵树燊等人在美国展开了招股工作，最后募集到了约三万美元。正是用这笔极有限的股款，罗明佑在美国旧金山购置了一套有声电影设备⁽¹⁹⁾。实际上，不论是招股还是购买录音机，这一切原本都是为计划中的“海外联华”做准备，与联华在上海的三处制片厂毫无关联。然而，到9月份罗明佑回国之后，“海外联华”计划很快生变夭折，于是这套名为“skinner”的美式有声设备最终始料未及地辗转到了联华的上海制片厂。

随着1934年10月一厂和三厂率先合并，拥有了自己的有声设备的联华也开始建造自己的有声摄影棚。到1935年初二厂再并入新一厂时，联华公司的有声电影硬件已初具规模。除了“skinner”，1935年的联华公司还拥有国产的“中华通”录音机，且在电通公司倒闭后，司徒慧敏带着他的“三友式”录音机也加入了联华。虽然这时的市场环境早已时过境迁，不能同日而语，但联华公司总算是完成了天一和明星三年多以前就完成了的技术更新。

1935年3月，自1931年《银汉双星》计划之后时隔四年，联华公司再次就有声片计划向外界发声。“近年来，有声电影的潮流澎湃，我们因社会的需求，自然有开始制作声片的必要。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一切准备没有完成之前，我们是不敢贸然从事的。现在，我们向美国订购的收音机已经运到上海，对于关系于声片制作的人员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一俟制片厂集中完竣，我们就开始摄制声片，与国人相见之期，当在不远。”⁽²⁰⁾

可惜的是，并厂后的联华陷入了剧烈动荡，拍片受阻。直到1936年8月华安接手之前，罗明佑的旧联华拍摄了六部有声片，分别是《天伦》（1935年12月上映，配音片）、《寒江落雁》（1936年2月上映，有声片）、《浪淘沙》（1936年5月上映，有声片）、《迷途的羔羊》（1936年8月上映，配音片）、《到自然去》（1936年9月上映，有声片）和《慈母曲》（1937年3月上映，有声片）。硬件设备的完善加上这些有声电影的制片实践，可以说到1936年，在动荡中，联华公司的有声片革新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