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批评下的孙瑜电影：左翼导演的视角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新派”，联华公司在1930年10月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将从20世纪20年代的伦理、言情、武侠、神怪等旧样式走向30年代的新样式。显然，推进这一转变的并不只有联华。紧接着，1931年3月，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开始行使更加集中、严格的电影检查权。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影评人小组”成立⁽¹⁾，左翼力量开始进入电影界。与此同时，国产有声电影也结束了初期的尝试，进入了全面竞争阶段，再加上“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的相继发生，国内民族主义话语随之高涨。在这些政治、经济、技术、艺术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艺术观念、内容题材与形式风格等多个方面都发生着变化。

在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三年里，中国电影在上述历史因素的作用下积蓄着变动的能量，而1933年兴起的“新兴电影运动”正是它们的自然结果。正如影史对这一运动的不同命名所暗示的，新兴电影运动（或称“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等）混杂着彼时社会中的多方话语势力，如左翼（激进派）、国民党和软性电影论者（保守派）。通过电影评论、电影创作、政策制定以及奖励惩罚等话语实践，各方势力在极力构建对电影本体的排他性解释的同时，也明确将这一新媒介用于各自的话语宣传。如果将1933年至1934年的中国电影界视为一个各种话语交锋的场所，那么，作为话语实践的电影创作的所在——制片厂也随之成为话语交锋的前线。从这一论述出发，联华公司又一次显示出某种典型性的意味。

正如第一章所述，合伙制的联华公司是由原民新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与上海影戏公司等组建而成。其中，作为曾经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员，一厂的黎民伟同总（经）理罗明佑一起构成了联华公司的官方派，而二厂在年轻导演孙瑜、蔡楚生的影响下更易接受新鲜事物与思想，倾向进步。在1933年至1934年的新兴电影运动中，联华公司也成了各方话语汇集、交锋、并试图施加影响的所在。这在罗明佑提出“四国主义”，一厂实施“世界班”影片计划，二厂聘请田汉、夏衍、孙师毅等事例中都可以看出来。(www.xing528.com)

在如今的电影史中，联华公司被描述成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阵地，相关的创作者和作品在简单的“进步”“中立”“落后”与“反动”的政治标准中被安排座次。而事实上，包括孙瑜电影在内的联华公司出品可能远非主流影史描述的那般“倾向”明确。正如本书在文献综述中所总结的，在如今的影史或作品研究中，孙瑜已被视为无可置疑的左翼电影人，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批评中，他的作品却屡遭“美化”“空想”和“不现实”的诟病，距离左翼电影人理想的电影尚有差距。

这一矛盾为本章提供了探究的切入点。本章将先对联华公司在新兴电影运动中的处境与作为进行一番简述，而后通过阐明官方话语与左翼话语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共识的关系，揭示孙瑜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语境下的多重解读可能。最后，以孙瑜为例，作为对上述矛盾的解释，本章将对中国电影史建构中如影随形的政治标准与本质主义进行一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