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联华公司历史上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在这一年里，联华并厂导致的动荡局面超出了罗明佑的掌控，内外交困中，罗明佑迫于各方压力终将公司交由原代理经理陶伯逊负责，自己则牢牢握着几部联华旧片的所有权，亲力亲为跑去欧美运作发行上映，试图以此减轻债务负担。在这一背景下，联华进入1936年，一方面新总（经）理陶伯逊四处筹款、接洽投资人，以图结束公司欠薪停工的局面，使公司重新恢复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此前多次救联华于危急的“联安”又一次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渐主导了联华公司1936年的过渡和改组。罗明佑的退出，加上“联安”的强势介入，旧联华的广东资方进一步弱化，仅残存些债务关系，于制片方面已无影响力。
1936年8月1日，经过持续8个月的协商，主要由“联安”注资重启的联华改名“华安”正式开始(90)，联华自此结束了罗明佑时代。新资本、新气象的华安公司结束了此前旧联华合伙制的诸多弊端，合并集中的各制片厂或许到这时才显现出优势。可惜的是，华安公司良好的复兴势头在一年后就遭“八一三”战事打断。而仅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新的联华公司投拍了15部全部有声电影，彻底结束了漫长的默片时代，并且在上海沦陷之前完成上映了10部，基本上完成了新公司年出12片的计划，创造了旧联华从未有过的成绩。
在有声电影方面，经过两三年的学习消化，到1935年，不论是起步较早的明星、天一，还是技术落后的联华，又或是新晋的艺华、电通、新华，对于有声电影的摄制都到了加速普及的阶段。天一公司的有声片发展历程就极具典型性，在1931年底出品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歌场春色》引起轰动之后，第二年的天一公司就全部投拍了有声片(91)。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成本与市场环境下，全部拍摄有声片的成本还很高，在市场上得不到相应的高回报。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天一公司减少了有声片出品，又适当开拍了几部默片，以图在新技术带来的收入增长与高成本之间求得平衡。而到了1935年，当有声技术的成本已经显著降低后，天一公司从这一年起就彻底淘汰了默片(92)，完成了有声片革新的历程。
明星公司的有声片革新开始得也很早，1931年底就推出了首部片上发音有声电影《旧时京华》。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里，明星的发展历程与天一大体相似。一方面，有声电影出品数量逐年上升，另一方面也尚未停拍默片。1935年的明星出品不多，仅有9片，其中仍有两部默片，直到1936年，明星公司才彻底完成了有声电影革新。
联华公司对有声片的尝试并不比天一或明星晚，然而在1931年底《银汉双星》失败之后，联华却没能像明星公司那样立即引进片上发音技术。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联华公司的有声电影发展无疑是落后的。直到1933年以后，随着廉价国产设备的出现，这才有了1934年的配音片《渔光曲》和《大路》。1935年初，联华公司开办歌唱训练班(93)，专为影片配唱，可惜此后的并厂动荡再次推迟了联华完成技术革新的时间。此外，从1935年开始，艺华公司也全部投拍有声片了，新成立的电通公司与新华公司则完全从有声电影起步，不存在技术变革的问题。
图1-7 1930—1937年天一公司有声片出品情况
图1-8 1930—1937年明星公司有声片出品情况
1936年，继天一、明星公司相继全部拍摄有声片之后，联华也在8月华安公司接办后结束了拍摄默片的历史。这样，随着中国电影业最老牌的三家公司先后终结默片，中国电影完成了从1931年开始的有声电影革新历程，长达30多年的中国无声电影史随之宣告终结(94)。
有声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动力。20世纪20年代末造成商业片浪潮低落的原因，除了舆论对武侠神怪片的批评，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对它的禁止之外(95)，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有声电影的适时出现，它成了被迫做出改变的中国电影期待的新“经济增长点”。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的明星公司、天一公司拥有较为厚实的资金实力，在看到这一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行业变革与市场前景后，便急切地投入巨资，以期领先对手、抢占市场。然而，技术设备虽可以花钱引进立即到位，但对于作为艺术的电影来说，与声音关系紧密的艺术手法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发展完善，观众接受情况如何也有待时间验证。1932年，明星公司用新的片上发音设备一口气拍摄了六集《啼笑姻缘》，雄心勃勃，欲复当年《火烧红莲寺》之盛。然而这六集“部分有声片”除了歌唱段落音画同步更准，声音更清晰响亮外，仍像默片一样大段无声、字幕密布。《啼笑姻缘》可被视为艺术没能跟上技术的典型例子，明星公司不仅没能因之一骑绝尘，反倒因投资过急过猛而陷入经济困境(96)。因而，从1931年到1936年，五六年之久的技术变革历程不仅涉及平衡技术、成本与利润的经济问题，更与如何运用电影中的声音元素这一艺术问题密切相关。进而，有声技术的变革，不仅是技术成本降低、普及万家的过程，更是与之相关的种种艺术手法完善、普及，直至电影观念随之更新的过程。
1931到1932年，资金并不充裕的联华虽然在大公司间的“军备竞赛”上败下阵来，然而，因忙于招股以应付债务，在被动的延迟中，联华最终却因祸得福般地以较低的代价完成了有声电影的技术革新。一方面，明星、天一公司虽然迅速完成了技术更新，但其出品的有声片并没能立刻获得排他性的市场占据，没能使观众看过之后就感到非有声片不看，默片已经是落后可笑的东西的地步；另一方面，技术上落后的联华也凭一群新派青年导演的探索创作，出品了多部艺术水准较高的默片。在当时的观众看来，它们毫不逊色于明星的“斯达通”影片或天一的“慕维通”影片。显然，这是艺术革新缓慢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新技术潜在的艺术优势在这时尚未显现。
1933年到1934年是旧联华电影创作的高峰阶段。这期间，有声设备的研制与试拍引发了国内一个小的技术创业浪潮，这给了联华的导演尝试、熟悉有声电影的机会。因而在对电影声音的理解和运用上，尚未掌握有声技术的联华不仅不落后，反而能凭借着蔡楚生、孙瑜、聂耳等人的主动探索而产生《渔光曲》和《大路》这些无声—有声过渡时期的经典电影。经过1933年的短暂回潮，默片到了1934年开始显出衰落的势头。一方面，明星公司的《姊妹花》、联华公司的《渔光曲》，以及较少提及的天一公司的滑稽片《王先生》三片大获成功之后(97)，上海的制片商们开始认识到有声技术与旧商业类型电影结合的巨大票房潜力。另一更关键的方面在于，在有声电影找到经营方向的同时，电通影片公司的成立为电影界引入了来自话剧舞台的新力量，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推进了有声电影艺术的进步与完善，使人们真正看到了有声电影无可比拟的优势与魅力。
到1935年，默片已基本走向终结。一方面有声电影的技术成本已经显著下降，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欧美的，各式各样更加廉价的有声电影设备已经能满足拍片的质量要求。联华公司正是在1934年底从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小公司购置了一套名为“skinner”（当时译为“史坚拿”“司甘纳”）的有声设备，总共花费了两万两千美元(98)。另一方面，对电影声音的艺术运用，对歌唱、对白、音效、环境声的运用在电影创作者中已成共识，观众也渐渐不再能接受过时的默片手法，一种新的对电影的认识逐渐在创作者和观众心中形成。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随着新华影业公司的成立、艺华公司的“堕落”(99)，肇始于20年代的传统商业类型片如滑稽片、侦探片、艳情片、歌舞片，乃至惊悚片，都借助电影声音的运用营造出了默片不曾有过的感染力、吸引力。因而，在技术、艺术、商业三方面动因的作用下，一秒16格的默片伴随着它独特的失真效果、表演以及调度方式渐渐为更新的、更强化的、更真实自然的有声片所代替。
1935年初，联华公司在添置了有声摄影机后，开办了“联华声乐团”，并准备建设有声摄影棚，全面开始有声电影的摄制。可以说，到罗明佑让出总经理位置时，联华已基本完成了有声电影的革新历程，只待公司走出困境重新开始。
1935年12月，联华旷日持久的欠薪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罗明佑不惜违背与金城大戏院的首轮上映合约，越过联华公司的发行所，勉力将他监制导演的电影《天伦》搬上了大光明的银幕。当时的新闻记载道：“近罗自导《天伦》一片，倾力宣传，化资既多，向专复映西片之大光明戏院，极意有求谋必请破格一映为荣，结果有名无实，拆款二成，仅映两天，所得千有余金，且不足偿一部分广告之费。”(100)在当时联华旷日持久的欠薪停工处境下，罗明佑这一不顾后果的举动堪称孤注一掷，然而结果之惨绝不仅在票房上。对外，联华公司将为此应付与金城大戏院的法律纠纷；对内，罗明佑全然不顾公司其他各方利益的行为，直接引发了联华内部对他的强烈不满。
1935年底，《天伦》事件过去两周，重压之下，陷于孤立的罗明佑正式宣布由陶伯逊任联华公司“责任经理”(101)。对外，罗明佑仍保留总经理的名义。对罗个人来说，这是他电影事业乃至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此后他将渐渐淡出联华领导层。自1932年危机后的四年时间里，罗明佑先是下南洋开拓市场，而后尝试与国民政府合作，拍摄新闻片和“世界班”系列影片，接着出国考察影业，试图创办“海外联华”，再后来力主合并各厂，应该说也为联华公司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在公司最为关键的债务纠纷、经济制度等问题上，罗明佑的作为显然不够有效。联华公司困境的加剧与恶化，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这期间朱石麟对罗明佑等人的评价能让我们对联华公司并厂后的糟糕状况有所认识。朱石麟认为“罗昏而不庸，陆庸而不昏，黎大昏大庸”(102)，意思是说，罗明佑虽然做起事来头脑不清，但总有些志向；陆洁虽然没有多大的志向，但头脑精明会办事；黎民伟则既不会做事又无远大志向。
对于联华公司来说，罗明佑的“退避贤路”标志着公司第二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与新阶段的开始。
1936年初，联华公司的新经理陶伯逊开始为公司的改组重启奔忙不迭。结束了惨淡的1935年，虽然此时欠薪尚未偿清，制片业务停滞已久，处于低谷的联华还是在积极的改组活动中给人以些许希望。据陆洁日记记载，1936年1月，“廿八日，陶（伯逊）约各导演东亚叙餐，述奔走改组经过，蔡（楚生）云听了高兴得压不住，费（穆）云愿为新负责者打一针以增勇气，（吴）永刚云对，新的有信仰，孙（瑜）无表示。新组织拟名华安，出品对外仍名联华影片，系由性栽鹏程投资，俟联华迷到浪慈四片完成后开始”(103)。可见，进入1936年，联华公司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尽快结束罗明佑时代旧联华的欠薪与未完成的影片；另一方面则是同几位投资人商定组织新联华的诸多事项。
图1-9 1935年12月11日，《天伦》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上映（资料来源：《联华画报》）
虽经历动荡，联华各方面的软硬件基础仍颇厚实，新资本的注入，很快推动联华重新开工运作。2月，状况有所好转的联华登报发文介绍了公司近况。文章写道，“在愁云密布的中国电影界，联华不遗余力的艰苦奋斗，可说是一员忠勇的战士。最近，为着应付未来的危机，和突破目前的一切困难，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有了新的进展”(104)。在人事变动上，除经理陶伯逊、发行所主任吴邦藩和编审处主任朱石麟走马上任外，陆洁也接受了联华总制片厂厂长的职位(105)。在总厂建设方面，联华将建一处有声摄影棚，并聘请原电通公司的司徒慧敏为录音师，全部拍摄有声片；在制片方面，计划一年出品12片，每名导演一年两片，“今后制片绝对质与量并重，每月至少有一部或两部新片出版”(106)。
在此后的半年里，虽然仍有些小波折，不过总体上新旧交替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1936年7月15日，联华与联安“在新亚530号房签订华安协定”(107)。8月1日，新组织“华安”正式接手联华(108)。新的联华拥有由原三厂、一厂和二厂合并成的总厂。此后不过一个星期，黎民伟便脱离出去，重立民新公司(109)。自此，罗明佑时代的旧联华就终结了。
此后在《联华公司民国廿五年度状况报告书》一文中，罗明佑对这番变故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成败关头进退维谷之间，直至得华安公司之组织，继续本公司独立制片后，其难始解。华安公司与本公司之关系，有如宾主，对本公司为友谊上之帮忙，绝无债务之束缚（下略）并允继承本公司一切之演员影院合约，而自行出资在公司之标志下独立制片，盈亏与本公司无关，会计与本公司分立，每月付本公司以若干代价，而使用本公司现有之制片厂及机械，实为本公司意外之救兵。”(110)在罗明佑的口吻中，似乎联华还会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一天。然而实际上，从1930年10月到1935年12月，罗明佑执掌下的联华最终交出的是一张非常糟糕的经济成绩单。在一切已近尘埃落定的1938年3月，陆洁在日记中记录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二十八日晨到总所，陶（伯逊）交看联华结单，负债二十万元，联二与联一比，联二吃亏八万余元”(111)。因而，这时罗明佑口中的“本公司”如果还称得上存在的话，那么它主要的业务可能就是奔波交涉应付前几年遗留的繁杂债务了，拍电影是再也没能实现了。
出品方面，处于新旧交替中的联华在这一年里有六片上映。正如前文所述，联华公司1935年投拍的新片多因公司经济困窘、职员停工而进展极慢，其中《寒江落雁》《浪淘沙》《迷途的羔羊》与《到自然去》四片一直到1936年才得上映。而在华安接手前最后八个月时间里，旧联华还开拍了一部《慈母曲》，但未能在年内完成。这部号称全体明星合演的“联华公司钜片之王”(112)成为罗明佑时代联华公司的最后一片。8月之后，新成立的华安公司迅速投拍了《狼山喋血记》和《孤城烈女》两片，并在年底上映，使得这一年的“联华影片”(113)达到了六部。
图1-10 1937年3月上映的《慈母曲》是旧联华的最后一片（资料来源：申报）
一般认为，联华公司结束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而自1936年8月华安接办联华开始到抗战爆发，正好一年。在这短暂的一年里，新的联华公司已经不再拥有从前的一厂、二厂、三厂、香港厂了，合并后“实际上所谓总厂也就是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厂了”(114)。然而在厂长陆洁及七位主力导演的努力下，一年间仅凭这一处制片厂，新的联华却创造了此前公司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
在这一年里，包括旧联华的《慈母曲》在内，华安一共出品了11部新片。分别是1936年11月上映的华安第一片《狼山喋血记》，12月上映的《孤城烈女》，1937年1月上映的《联华交响曲》，2月上映的《春到人间》与《天作之合》，3月上映的《将军之女》与《慈母曲》，4月上映的《人海遗珠》，6月上映的《斩经堂》及附带短片《前台与后台》，7月上映的《摇钱树》以及8月战争爆发后上映的《自由天地》。除了这些公映的影片之外，当战事打响时，华安尚有《王老五》（蔡楚生编导）、《艺海风光》（三段集锦片）、《如此繁华》（欧阳予倩编导）、《日出》（曹禺原著，沈西苓执导）、《镀金的城》（洪深编剧，费穆执导）、《新旧时代》（朱石麟编导）六部影片正处在拍摄、剪接、配音或是送检的不同阶段，皆因战事而中断。
华安的成立使联华进一步裁冗简政，原来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建制也发生诸多重大变化。一是随着黎民伟的退出，原一厂的钟石根、金擎宇等人也都随黎退出；二是华安将旧联华的上海分管处与总发行所合并，成立“华安总管理处”(115)；三是减薪，原公司中级以上职员的薪水按原来的六六折发放。此外，在人员变动方面，新旧交替之际，原一厂的导演马徐维邦和吴永刚相继离开了联华加入新华，原二厂的王次龙也去了艺华。原一厂的导演费穆、贺孟斧，演员黎灼灼，原明星公司的导演沈西苓、演员梅熹，原电通公司的录音师司徒慧敏等则在这时加入联华，欧阳予倩也受聘加入。除此之外，华安在基本演员、摄影师、布景师和录音师等多个职位都有新人加入。最后，在硬件建设上，除了较早开始建设的有声摄影棚之外，华安又增建了摄影场，添置了录音机。正如同时期一心力图复兴的明星公司一样，联华在新资本加入之后也显露出一番复兴的面貌。
1936年10月，计划年出12片的华安开工四个月，已经相继开拍了《狼山喋血记》《孤城烈女》《天作之合》和《将军之女》四片，但尚未有一片完成上映。为了在现有的预算内额外增加一片，华安便决定由各导演分别拍一部短片(116)，合为一集锦片，这就是后来的《联华交响曲》。《联华交响曲》可以视为新联华导演阵容的一次检阅，由老导演孙瑜、蔡楚生、费穆、朱石麟和新导演谭友六、沈浮、贺孟斧及司徒慧敏共同组成的华安导演群是完成出片计划的关键。通过厂长陆洁对华安片场情形的描述，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当时紧张忙碌的工作气氛。10月，“卅一日，在拍影片五部，棚内外塞满布景，布景板地板不敷用，东移西凑，收音师一日夜赶二三部戏，工作人员筋疲力尽，原因各片都未能依照预算完成，以致造成了拥塞甚至窒息”(117)。
在充足的资金支持、良好的制片管理以及全体演职员的努力之下，到“八一三”前夕一周年之际，华安基本实现了每月开拍一片，每月完成一片的目标。
1936年8月，在华安成立的同时，孙瑜在旧联华的最后一片《到自然去》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在过去的一年里，孙瑜仅完成了这一部影片。11月，在与华安签约之后，孙瑜构思已久的《春到人间》终于获得了投拍机会。从11月开拍到次年2月公映，孙瑜编导的第11片用时仅三个月。不过在完成此片之后直到离开上海，孙瑜再没能提出新剧本。这部构思很早的影片终为孙瑜前后近十年的早期电影生涯画上了句号。
图1-11 拍摄《春到人间》期间的孙瑜，时年36岁（资料来源：《联华画报》）
1937年“八一三”抗战的爆发是进入3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电影业面临的又一次重大变故。当时华安公司在拍或待映的影片总共有七部，都因战事被迫中断。已近一年未提出新片计划的孙瑜也于是年11月带着家眷离开了上海，借道香港、广州、宜昌、重庆，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的数月间，行程三千余公里，最终把家人安顿在了四川亲戚家(118)。由此，孙瑜也结束了自己前后十年的早期创作生涯，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而已身陷孤岛的华安公司，除了沈西苓的《日出》最终没能完成面世外，其余六片最晚到1938年6月都相继完成并上映(119)。此后，尽管厂址未遭战火破坏，但几经易名改组，曾经风光一时的“联华”终于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1) 依据这一原始全称，本书以“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公司”作为简称。
(2) 根据《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所附《影片目录1905年—1937年7月》统计，1963年2月第1版，第554-556页。
(3) 参见1929年1月29日《申报·本埠增刊》第一版《民新之新址》消息。
(4) 两人可能早在1928年内就离开了民新公司。
(5) 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53页。
(6) 参见《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启事》，载《申报》1929年7月1日。
(7)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29年1月18、31日。
(8) 笔者依据1929年《申报》上刊载的“剧场消息”统计，大中华百合公司这一年共提出了二十余种新片计划。
(9) 1929年10月12日《申报》。引文第一句中的“影戏公司”，当指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
(10) 1929年10月26—28日《申报》。
(1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29年10月16日。
(1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29年10月19日。
(13) 所谓“双包案”，指的是一家公司的影片故事泄露之后，另一家公司暗中抢先摄制相同故事的影片并上映，以此抢占市场，打压对手。
(14) 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台北：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6月出版，第140页。“钜”通“巨”，下同。
(15) 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台北：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6月出版，第140页。
(16)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29年11月3日。
(17) 据陆洁日记1929年12月27日载，“偕邦至民新，送黎民伟北行”。“邦”即吴邦藩。
(18) 《黎民伟日记》1929年12月31日，载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9) 1930年1月20日《申报》。此引文中“面青皮烈”为报纸原文表述，“征”字原句中为繁体“徵”。
(20) 1930年2月19日《申报》。
(21) 从出发去北平直到影片完成，民新公司每隔两三周便在报纸上发布《故都春梦》的新消息。
(22) 黄漪磋在《影戏杂志》上宣布：“我们今后决定拿这本杂志去作国片复兴运动的领导者。”参见黄漪磋：《编者的话》，载《影戏杂志》，1930年，第1卷第9号。
(23) 分别是中央、新中央、恩派亚、卡德、万国五家影院，其中中央为首轮。
(24) 1930年上海的首轮国片影院，如中央大戏院都是三天一换片，三天内票房表现极佳的影片则有可能延长映期。
(25) 1930年7月3日《申报·本埠增刊》第二版“剧场消息”。
(26) 1930年8月29日《申报》头版。
(27) 南京大戏院和北京大戏院同为何挺然的怡怡公司投资建立，一为外片首轮，一为国片首轮。联华公司后来曾多次在南京试映乃至公映新片。可见1930年，罗明佑也一定与何挺然有过接触。
(28) 一直持续到1934年，此后为柳氏兄弟的金城大戏院所替代。
(29) 根据1930年8月至12月的《申报》所载的电影院海报统计得出，在此之后，《故都春梦》仍时常重映。
(30)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0年8月5日。
(3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0年8月11日。引文中所提的剧本，应当是朱石麟编剧的《恒娘》。
(3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0年8月26日。“性”即吴性栽。
(3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0年8月29日。
(34) 当时，被划为第三场的黎北海旧摄影场尚不具备立即投拍的能力，直到1931年底才推出《古寺鹃声》《夜半枪声》两部平庸的惊悚侦探片，随后即告沉寂。
(35) 参见罗明佑：《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载《影戏杂志》1930年第10期，第45-47页。
(36) 分别是北平的真光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和天津的皇宫电影院。
(37) 罗明佑：《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载《影戏杂志》1930年第10期，第45页。
(38) 其中有何东，香港名绅；卢典学，即卢根，华北电影公司合作伙伴；罗雪甫即罗父；黄漪磋，罗在上海之副手；黎北海，黎民伟之兄；陈厚甫，罗在北京旧友。
(39)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1年2月11日。
(40)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0年9月27日。
(4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1年2月11日。
(42) 关于脱离联华一厂进入二厂，孙瑜在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参见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87-88页。
(43)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1月23日、26日。
(44)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1月28日。
(45) 1932年2月17日《黎民伟日记》，载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时称联华罗明佑为联华总理，意同总经理，下同。(www.xing528.com)
(46)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2月24、28日。
(47) 分别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3月21日、26日、27日。“东山”即史东山，二厂导演，“沛霖”即方沛霖，二厂布景师。
(48) 参见冯紫墀：《我在平安电影院二十年的经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18页。
(49) 参见《在香港的“联合公司”》，载1932年11月27日《申报》。
(50) 卢根最后接办了长城公司，与罗明佑当年同民新公司合作一样，他也试图先出一两部影片打响名号，然而王元龙导演的《古塔缘》和《黑影》两片并没有获得《故都春梦》的效果，卢根打入制片业的计划受挫。
(5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3月28日。
(5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3月31日。
(5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2年4月16日。
(54) 《电影中兴大事纪》，载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31页，原载《电声周刊》1934年3卷22期。
(55) 《中国无声电影史》（郦苏元，胡菊彬著）就参考了这篇《电声周刊》的文章，表述成“1932年5月，公司几乎全部瓦解”，参见《中国无声电影史》1996年12月版，第294页。关于联华1932年春的这场危机，还可参见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1963年2月第1版，第182页；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2005年12月第1版，第66页；李璠玎：《联华（公司）现象研究》（2006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3、27页。
(56) 参见红：《求新的联华第四厂——制片公司访问记之七》，载1932年11月30日《申报》。
(57) “钜片”为当时的一种写法，指重点推出的制作精良的佳片巨制。
(58) 冯紫墀：《我在平安电影院二十年的经历》，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第215页。
(59) 红：《求新的联华第四厂——制片公司访问记之七》，载1932年11月30日《申报》。1926年9月孙瑜初来上海求职时，还曾暂住俭德会的宿舍。
(60)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1月12日。“电港罗”即发电报给在香港的罗明佑，“年底”应当指农历春节前。
(6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2月17日。
(62) 参见《申报》1933年3月11、15日。
(63) 相关论述散见于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1963年2月第1版，第246-247页；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1996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64)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5月23日。这次招股，联华公司原定于3月底结束，后又延期至4月底。在4月发表的一份“扩大增股再告国内外同志书”中，联华公司却这样写道，“今旧股东优先股四十万元均已认定，其余廿万元亦将额满，限至四月底止，即不再收，未至四月底即额满，亦当公布不收”。彼时电影公司各类广告宣言之牛皮乱吹、信口开河，由此可见一斑。参见《申报·本埠增刊》1933年4月9日。
(65)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7月15日。
(66)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7月5日。“联二”即联华二厂注入联安股款后的名称。
(67)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3年7月28日。
(68) “一·二八”事变之后，虽然对外的正式名称是“联华四厂”，然而但杜宇实际工作的地方仅是福生路俭德会大楼里的一间健身房。
(69) 《联华影片公司四年经历史》，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938页。
(70) 仅1934年在上海公映过《破浪》《黑心符》两片。
(7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4年4月3日。
(7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4年8月18日。“六上薪”即六月上半月薪水。
(7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4年10月17日。“陶”即陶伯逊。
(74)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4年10月19日。
(75)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2月7日。
(76)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2月12日。“邦”即吴邦藩。
(77) 《联华影业公司露佈》，载《申报》1935年3月7日。“佈”为“布”的异体字，下同。
(78)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3月2日。
(79)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6月13日。
(80)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4月1日。“朱”即朱石麟，“黎”即黎民伟。
(8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4月23日。
(8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6月29日。
(8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7月13日。
(84)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9月6日。“炳耀”即吴炳耀，系原二厂财务职员。“干会”即干部会议，联华领导层会议。
(85)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11月2日。
(86) 大厦将倾之际，罗明佑曾对联华同事说过这样的话：“联华自我创之，我弄糟，亦对得起大家。”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11月16日。
(87) 从留存至今的版本看，《天伦》片长55分钟，仅有标准故事片长度的一半。
(88) 《浪淘沙》开拍于1935年6月，次年5月上映；《到自然去》开拍于1935年8月，次年9月上映；《迷途的羔羊》开拍于1935年8月，次年8月上映。
(89) 据孙瑜回忆，《春到人间》是在他1932年的剧本《流水落花》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参见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第126页。
(90)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6年8月1日。
(91) 天一公司1932年出品8片，全部都是有声片。参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附录《影片目录1905年—1937年7月》，第572页。
(92) 1935年，天一公司出品8片，全部是有声电影，结束了拍摄默片的历史。参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附录《影片目录1905年—1937年7月》第575-576页。
(9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1月6、8日。
(94) 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72页。
(95) 可参阅宫浩宇：《武侠神怪片的兴衰及其对早期上海电影业的影响》，载《电影艺术》2011年第2期，第114-122页。
(96) 关于明星公司在投资有声片技术上的失利，及其与公司最终覆亡的联系，可参阅付永春：《昨夜星沉：明星影片公司覆亡原因分析（1936—1940）》，载《电影艺术》2013年第1期，第137-143页。
(97) 1934年春开映的《姊妹花》连映了六十多天，6月开映的《渔光曲》连映了创纪录的84天，与《渔光曲》大致同时上映的《王先生》也连映了三十多天。
(98) 参见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1月第1版，第183页。根据当时的汇率计算，22 000美元约等于9万银元，仅略高于联华公司一部新片拷贝的租价。如果关文清的说法不谬，那么关于明星公司购买有声设备的花费问题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参照。沈芸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写道，1931年明星公司“花了11 000美元买了两部‘四达通’的录音机和16 000美元的有色摄影机”（参见《中国电影产业史》第66页）。对照看来，这组数字便很不合理。另据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的考证，明星公司此项花费有银元60万、20万和100万三种说法（《中国无声电影史》第289页）。这三种说法再次否定了沈芸的数据。根据《明星影片公司十二年经历史》一文记载的明星公司营业收支情况看来，笔者认为20万元的说法较接近史实。此原文参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917-918页。也就是说，比联华早三年多引进有声技术的明星公司花费了超出前者两倍多的资金。
(99) 1935年底，艺华公司改组，继田汉、阳翰笙之后，史东山、应云卫等相继脱离艺华。次年，艺华作风大变，出品了多部“软性电影”。《中国电影发展史》称此转变为“艺华公司的堕落”。参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1963年2月版，第494页。
(100) 修杏：《联华公司大风潮罗明佑退避贤路》，载《影舞新闻》1936年第1卷第25期。
(10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12月28日。
(102)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5年12月6日。
(103)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6年1月28日。其中“性栽鹏程”即吴性栽和另一名投资人，“迷到浪慈”即联华公司此时尚未完成的《迷途的羔羊》《到自然去》《浪淘沙》和《慈母曲》四片。随着1936年8月“华安”的正式开始，这四片即成为罗明佑时代联华公司的最后四片。
(104) 《联华新阵容》，载《申报》1936年2月15日。
(105) 1935年联华总厂多番改组期间，罗明佑曾几次劝说陆洁担任此职，陆都“坚决不就”。
(106)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6年1月28日。
(107) 参见《黎民伟日记》1936年7月15日，载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08) 参见《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6年7月27日、8月1日。
(109) 参见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40页。另见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第458页。
(110) 罗明佑：《联华公司民国廿五年度状况报告书》，载《联华画报》1937年第9卷第3期。
(111)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8年3月28日。
(112) 参见1936年3月26日《申报·本埠增刊》第五版《慈母曲》海报。
(113) 从华安首片《狼山喋血记》开始，“联华”字样已经不再出现于影片字幕中了，只是在影片海报上仍打出“联华影片”字样。进入1937年后，不论影片里还是海报上，华安出品再无“联华”字样。
(114) 孙瑜：《忆联华影片公司》，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十五卷 文学艺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937页。
(115) 这个总管理处仅存在两个月，1936年10月撤销。
(116) 长片的拍摄需要经剧本审议、制定预算、拨款启动、筹备演职员等诸多环节，而短片的拍摄不另定预算，常常是在长片拍摄的间隙，利用现有布景、演员另拍戏，凑成一片，故而既便利又省钱。华安此后还曾拍一集锦片《艺海风光》。
(117) 《陆洁日记摘存（重摘本）》1936年10月31日。
(118) 关于这段艰辛旅程的记述，参见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31-135页。
(119) 即《自由天地》《如此繁华》《王老五》《艺海风光》《镀金的城》和《新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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