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影史认为，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使联华公司的制片业遭受重大损失，并以此作为分界点划分联华的初兴阶段与曲折发展阶段。本书也将“一·二八”作为这一历史分期节点，原因不仅在于这一事件对国产影业造成直接破坏，对中国政治舆论环境形成广泛影响，还在于联华公司自身在这一时间前后发生的诸多变故。
1931年底《银汉双星》的票房失败使罗明佑关于有声片、无声片的种种市场预期与计划化为泡影。进入1932年，联华一时已无经济实力引进有声片技术，退出了由天一和明星两家公司主导的有声片竞争。在现有条件下多拍无声片就成了联华最务实的生存策略。此外，罗明佑与卢根合作的华北电影公司在这一年的解散使联华公司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致成为此后数年中决定联华公司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孙瑜也在这一年离开了讲粤语的联华一厂，进入二厂。从《野玫瑰》开始，孙瑜进入了自己持续四年的创作高峰期，完成了《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和《大路》总共六部留名影史的影片。
1933年到1934年，联华公司经历了经济困难、欠薪罢工、内部斗争等种种困境，而罗明佑也一直试图通过招股集资与开拓市场的办法解除公司困境。在数次招股都不成功之后，罗明佑提出了合并各厂的办法。然而，并厂却导致了公司内部的剧烈动荡，使联华濒临险境。另外，这一时期也是国产有声电影的普及阶段，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并存着。有声电影的先期探索者在数年之间逐渐掌握了新的声音元素，将旧的商业类型片推向新的高潮，而无声电影也在它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时刻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两年里，左翼电影的高潮以及左翼影评对国产电影的创作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孙瑜也因他独特的风格受到了石凌鹤、王尘无、夏衍等左翼影评人的密切关注。
1935年是联华公司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罗明佑力排众议执行的并厂措施使联华此前潜在的不利因素暴露出来，几方势力在掌控经济权力的角力中互不退让，以致一时间公司的经济状况十分混乱，毫无规章。随之而起的欠薪罢工使得孙瑜、蔡楚生等多位主力导演的创作受到严重干扰，公司全年的出品量急剧下降。是年底，面对公司各制片厂合并后的种种乱象与利益冲突，束手无策的罗明佑最终被迫退出，由他组建的联华公司也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对于孙瑜来说，停停拍拍长达一年的《到自然去》中断了他此前连续创作的势头，标志着他创作高潮期的结束。有声电影方面，经过前三年的过渡阶段，主导国产有声电影创作的天一公司与明星公司也相继结束了此前的声片、默片混合出品的策略，再加上稍晚成立的艺华公司与新华公司也已经全部拍摄有声电影，到1936年时，国产有声电影的技术变革已基本完成。
1932年初，刚从一厂转投二厂的孙瑜正拍摄自己来联华的第三片《野玫瑰》(42)。彼时，尚无人能料到“一·二八”事变的发生，雄心不减的罗明佑还提出过二厂年出十二片的大计划(43)。
“一·二八”当天，二厂主任陆洁在日记中写道，“连日人心惶惶，清早入厂促赶完场中外景。午前偕邦到闸北昌明访（杨）小仲，归途路断，由小弄串至横浜桥边，车马满载箱笼，拥塞于途”，“夜电话（朱）石麟，建议努力筹措现款，备应付急用”(44)。战事使上海在一夜之间进入了紧急状态，商铺、银行、影院都停业避难。不过，联华公司并未停止运转。一方面，为了应对战时筹款困难的状况，上海分管处决定紧缩公司开支并减薪以维持生存，组建仅半年的联华歌舞班解散；另一方面，决定拍摄战事片，包括战事新闻片和故事片。迅速编就的战事片《共赴国难》在二厂四位导演的合作下开拍。
就在上海的制片厂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战争时，身在香港的总（经）理罗明佑却突然要求上海的两厂迁港或结束。1932年2月17日的黎民伟日记写道，“明佑从港密电伟云：‘收束沪厂择尤移港’”(45)。1932年2月24日陆洁日记也写道，“罗（明佑）来电报要沪两厂迁港”，28日又写道“朱（石麟）来电话刚接罗（明佑）信，嘱将沪厂结束”(46)。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毫无预兆，令人费解。
接下来，在陆洁三月份的日记中还有下列记述，“廿一日分处与罗晤谈两次，谈不出办法来”，“廿六日，昨罗性（吴性栽）会谈，各持己见，几成僵局，下午陪罗黎（民伟）再去恒记续谈”，“廿七日连日与孙瑜东山周克沛霖等分别谈话，征询个人对公司善后办法之意见”(47)。可推测，这时的联华公司正面临某种严峻的局面。这一突然降临的危机正在“一·二八”之后，但它的原因并不在此。
大约正在此时，成立于1927年的华北电影公司已经营业五年，罗明佑与卢根的合作也到了决定存废的关键时刻。4月，真光公司与平安公司的合同期满，华北电影公司宣告解散(48)。实力更胜一筹的卢根也早有了办制片公司的念头。从后来卢根号称集资五百万元创办制片公司的计划来看(49)，卢根当时很可能想要从罗明佑手中接办二厂来组建自己的制片公司(50)。“廿八日邦（吴邦藩）来告，性与罗所议办法不妥，如将公司抵押与卢根，则我方所垫之款要落空。”(51)不论罗明佑是决定同卢根合作，加入卢的影业托拉斯（迁港），还是决定抽身撤资，全盘转让给卢根（结束），作为联华的重要股东并实际上为二厂拍片垫款甚巨的吴性栽自然难以接受。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吴性栽“出有限之资金承办二厂”(52)。于是，4月16日，“二厂由性（吴性栽）出资改组，名联安，今日开工”(53)，由此，二厂才度过了危机。改组后的二厂对外名称不变，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与四厂类似的性质，即在制片决策、预算和投资拨款上减少了同总公司的联系。
联华公司1932年春的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罗明佑的经济状况。虽然尚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在华北电影公司内，罗明佑与卢根合作的情况也由此可窥一斑。当年的《电声周刊》杂志还曾总结道，“（民国）廿一年五月，联华内部发生动摇，几致不起，其主因为下列五点：一、平时职员薪水太高，开支过大；二、上年度出片太少，入不敷出；三、所设之光华大戏院营业不振；四、香港摄影场开支太巨；五、上海营业部开支亦过巨”(54)。简单说，就是入不敷出，但这显然不是导致联华危机的真正内因(55)。与卢根解约之后，罗明佑重掌自己仅有的几家影院。显然，光靠影院的收入不可能撑起联华公司，而吴性栽的借款也只是救急的权宜之计。为此，1932年7月，罗明佑前往南洋进行公司历史上的第二次招股。
改组后的二厂紧缩规模、节约开支。不久，黄漪磋离开了公司，《影戏杂志》随之停刊。导演王次龙、基本演员高占非也相继离开了二厂。年底，拍完了《奋斗》的史东山也离开了二厂。到1933年初，二厂仅剩下孙瑜、蔡楚生两位导演。另外，随着华北电影公司的解散，北平第五厂和演员养成所也相继停办。费穆、沈浮、贺孟斧、钟石根、金擎宇、殷秀岑等人先后南下加入了联华一、二厂，这又充实了历经动荡、人员流失的联华公司上海各厂。
尽管经济窘迫、危机不断，相比于1931年出品11部（以公映为准）的成绩，1932年的联华公司出品有所增长，全年出品长片15部，另有多部新闻短片和动画短片。逆境中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孙瑜、蔡楚生、卜万苍、朱石麟等导演对工作的全情投入，如但杜宇的四厂在“一·二八”战火中损毁严重，然而停战之后，他很快又重建简陋的摄影场继续开工(56)，相继完成了《失足恨》与《南海美人》两片。另一方面，经过前一年的筹建，香港三厂、北平五厂也相继在这一年推出了影片，尽管生产能力有限，却也为全年出品贡献不少。
“一·二八”无疑是1932年上海影响最大的事件。在诸多有关联华公司的研究中，“九一八”事变以及次年的“一·二八”事变通常被认为是给初建的联华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的两大事件：前者使联华公司丧失了自辖的影院，后者则破坏了联华的制片业。
但事实上，这些几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却仍有待商榷。影院方面，“九一八”的影响范围主要在东北，东北境内的沈阳、哈尔滨有多家与华北电影公司联营的影院，然而这些影院在“九一八”以后遭遇了哪些变故，是否被日军侵占，是否停映国产电影并未见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相关定论描述模糊，多属不顾历史复杂性的推测。退一步说，即使东北市场尽失，华北电影公司位于平津以及周边晋冀鲁豫地区的核心市场也一时不会受到致命影响，至少到1935年以前，这一广大地区里的主要城市并不存在国人无法经营影院的局面。再者，从公司成立直到“一·二八”事件发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华出品的全部影片中，除了《故都春梦》《恋爱与义务》《银汉双星》等几部一厂出品的“钜片”(57)有可能依托华北电影公司在外埠上映外，其余多数出品皆以上海本埠为主要市场，在以北京大戏院为首轮的几家影院上映。因而，联华公司的票房收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遥远的华北电影公司仍是一个有待查证的话题。最后，据在天津平安电影院工作了20年的冯紫墀回忆，1927年卢根接办平安电影公司后，将位于平津两地的三家影院与罗明佑所有的三家影院合营，组成华北电影公司，“卢、罗二人签订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华北电影公司六影院有义务放映联利公司供应的影片，这样卢虽然将京、津影院交罗经营，实际上仍控制着影片供应权”(58)。可见，罗明佑对华北电影公司的片源并无多少决定权。因此，华北电影公司属于联华公司自营院线的说法很难成立，至于说联华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首家完成垂直整合的现代企业之类的观点就更站不住脚了。
“一·二八”事件对联华的直接影响又有多大？我们可以通过联华第四制片厂，即原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1932年的制片活动做一点侧面了解。上文已经提及，除了年内已经上映的《失足恨》和《南海美人》之外，1932年，但杜宇还开始了滑稽片《如此英雄》的拍摄。可见，虽然四厂厂房设备在战火中损毁，但它并没有像香港厂、北平厂那样停产。据当年《申报》的“影业调查”系列报道记述，“‘一·二八’之战起，在天通庵联华第四厂，适当其冲，摄影场，底片，以及其他的东西，都付诸焰火；损失甚钜，停战议成之日，但氏复本其坚毅之心，极力经营，设摄影场于福生路俭德会的健身房，继续工作”(59)。此外，上海影戏公司虽对外称联华第四厂，但事实上它与将厂房、设备、旧片等折价入股，深度合作的一厂、二厂性质不同。四厂的制片是独立的，其剧本审议、投拍决策、预算、拨款等全无需通过联华上海分管处，只是在发行放映方面交由联华公司代理（此代理发行业务也全与华北电影公司无涉，是从原大中华百合公司的业务而来）。这就是说，严格看来，四厂毁于战火甚至都称不上是联华公司的损失。另外补充一点，上述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成为联华四厂多时的上海影戏公司，其出品始终带有20年代以来一贯的香艳肉感特征，而全无一点响应“国片复兴”口号的意思。
图1-3 “一·二八”事变期间，四川路奥迪安大戏院门前的日军（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对于联华公司来说，“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对它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当然，这样说不等于否认两次事变对中国电影业大环境的深远影响，而是要否定那些将联华公司的重大变故简单归因为这两次事变的观点。
进入1933年，对于联华公司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解决公司的经济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联华公司1932年上半年的危机，最后是由吴性栽出资解困的。据1933年1月12日的陆洁日记记载，“电港罗，联安帐年底结束，今年起由联华投资一部分加入联安”(60)。由此推测，这一危机可能因罗明佑与卢根之间的债务引起，也就是罗明佑有将联华公司交给卢根抵债的想法，而最后是吴性栽（联安）出资保住了联华厂，罗明佑（联华）与卢根的债务关系转为与联安的债务关系。从此推测来看，1932年7月罗明佑第二次招股的动机与目的就非常清楚了，背负着偿还债款的压力，他下南洋试图筹集一些资金。虽然联华公司对外宣传的股东都是声名赫赫，可是最后的招股成绩依旧不理想。
1933年2月17日，农历春节已经过去多日，二厂厂长陆洁再次代表联安向罗明佑索要股款，“下午回分处向罗索联华参加联安之股款，罗言要四月内方有”(61)。也就是说，罗明佑未能兑现原定于农历年底结清的联安账款，这也再次印证此前他下南洋招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为此，1933年3月，联华再次公开对外招股，先后两次在申报上发表招股广告——“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扩充宣言”(62)。正是在这个宣言中，罗明佑提出了“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四国主义”。在经典电影史的叙述中，“四国主义”被说成是罗明佑投靠国民党政府，背离此前联华的左翼路线的证据，并遭到了公司内部进步导演、演员们的抵制(63)。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联华公司成了进步与反动力量对抗争夺的阵地，一边是以导演孙瑜、蔡楚生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一边是以总（经）理罗明佑为代表的反动力量。而事实上，虽然这时的罗明佑的确试图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这个“四国主义”仅仅是招股广告所用的宣传口号，影响有限。这时的联华公司内部，最主要的矛盾不是左翼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对抗，而是联安与联华之间拖延已久的债务。(www.xing528.com)
1933年5月23日，招股已过去近两个月，罗明佑宣布公司招股失败，经济困难(64)。这期间，联华公司工人三次请愿抗议欠薪，拍戏受阻。罗明佑先后提出两厂分立各自拍片、独立制片人制等办法也都无法解决问题。很快，联华再次面临分裂危机，黎民伟提出停办一厂(65)。最终，在1932年的旧债尚未还清的情况下，当时仍为联华公司董事之一的吴性栽做出让步。1933年7月5日，“性（吴性栽）签联华与联二之协定”(66)，这一协定缓解了联华内部的矛盾，维持了公司在1933年余下数月里的稳定。如今，这个协定的内容已无处可考，但大致可以推测，它应当与1932年的旧债有关，涉及联安、联二、联华三方主体，很可能延长了联安与联华之间债务的偿还期限，重新约定了二厂与联华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
7月底，就在黎民伟打消脱离公司念头的时候，此前一直在上海分管处工作的朱石麟“已在徐家汇看定厂址，定名六厂”(67)。令人疑惑的是，在联华公司1933年糟糕的经济状况下，朱石麟是从何处筹得资金建起新厂的呢？根据此后六厂出品影片的演职员名单推断，六厂在组织规模上很可能同但杜宇的四厂类似，规模与成本较小(68)，只有朱石麟一位编导。六厂的成立是联华公司这一年里不多的利好因素，在此后的几年间，朱石麟依托联华公司的资源，每年都能稳定地出品两到三部影片。
图1-4 联华公司第三厂大门。1933年8月初建时称“第六厂”，10月改称“第三厂”，1934年10月与一厂合并（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
10月，联华公司调整了各厂的名称，“在香港者改称为香港制片厂，在上海之第一二六制片场改称为上海第一第二第三制片厂”(69)。这时，原北平五厂和但杜宇的四厂已结束，不必赘言，而香港厂实际上此后也贡献极小(70)，与联华公司渐行渐远。因而，从1930年10月注册成立，经过整整三年的运转，联华公司的重心已基本由初建时的沪、平、港三地分布集中到了上海一地。
受前一年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1933年的联华只出品了8部影片，比前一年的15部少了近一半。这一年，联华的导演主要有一厂的费穆、马徐维邦，二厂的孙瑜、蔡楚生，以及六厂（10月后改为三厂）的朱石麟。这时的孙瑜已是上海影坛颇有名气的“诗人导演”了，在公司里的影响力不亚于几位厂长。在这八片中，有孙瑜的两片，即上映于2月3日的《天明》和10月9日的《小玩意》。11月，孙瑜编导的第八部影片《体育皇后》开拍，自1932年以来的连续创作势头依然延续着。
1934年1月，联华领导层继续开会商讨公司大计。1932年夏、1933年春的两次招股失败让包括罗明佑在内的联华高层将眼光转向自身，试图在公司内部寻求一个平衡收支、维持运转并且能兼顾各厂利益的解决办法。4月，就在罗明佑应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实业部之托前往欧美考察影业之际，他提出了合并各厂的办法。据陆洁日记记载，“分处开会，罗言拟将各厂并入三厂”(71)。合并各厂的办法的确能够消除联华公司各厂并立、人员配置重复冗余、支出过巨的弊端。然而，并厂首先意味着要将各厂在地理位置上集中，其间有存有废，只此一事牵涉到的人事、利益就极为繁杂，更不必说合并之后的新厂要如何分配资源和权力。因而，并厂之计能否实施，实施之后能否见效，当时的罗明佑也没有十足把握。而在具体的并厂方案上，到底要搬哪一厂，留哪一厂，如何求得一个平稳过渡的办法，在罗明佑出国前的短暂时间里经历了几番朝令夕改，仍未有一个最终方案。
1934年4月底到8月底，罗明佑人在国外，并厂之事暂时搁置。这期间，一厂《暴雨梨花》、三厂《良宵》、“七厂”《铁鸟》和二厂《渔光曲》相继上映，但联华内部的经济状况仍非常糟糕。陆洁在日记中写道，8月“十八日，两个半月不发薪，今发六上薪”(72)。可见，这时的联华公司已经欠薪两个月。情况还在恶化中，10月17日，“久不发薪工，函陶请命，陶复云，罗掘俱穷，焦灼已数日夜”(73)，10月19日，“奔走几日，今日勉发七上薪工”(74)。这时，欠薪已达三个多月之久。
好在因为有《渔光曲》首轮上映84天的票房收入，再加上11月间，二厂将拍片间隙中暂空的摄影棚租了出去，联华这才度过了下半年的欠薪风波。
1934年9月初，罗明佑回国之后，半年前提出的并厂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并很快进入实施阶段。1934年10月，联华公司的并厂计划跨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位于霞飞路上的一厂首先并入了建立刚满一年的三厂，合称一厂。1935年2月，并厂的第二步——将位于延平路上的二厂迁入徐家汇新一厂也开始实施。据陆洁日记记载，2月7日，“偕孙瑜一厂新址访罗（明佑），罗招同出，（下略）在进餐时罗告，决二厂迁入一厂，各自分别拍戏”(75)。2月12日，“邦来告，罗又变办法，定四月一日起二厂并入一厂改名总厂”(76)。3月7日，联华公司在报纸上公布了并厂消息：“本公司以往的制片厂，分散各处，最近为求工作的统一，精神的集中，已决定将各制片厂集中一处。在上海徐家汇三角地一厂的原址，添置地亩，加筑摄影场，较原有厂址大出三倍，占地约三十余亩，经营一大规模的电影村，这种计划，在四月一日以前可以完成，今后因制片厂集中，而使人才精神都能集中起来，于制片工作的进行上，极有裨益，将来出品，预计较前必能增加及进步，为社会服务的力量，也希望能够扩大。”(77)这时的联华二厂在《新女性》《大路》以及更早的《渔光曲》等几部叫座影片的拉动下尚能自我维持，因而这一并厂方案无疑会损害二厂的利益。3月2日，二厂正式接到罗明佑的迁厂通知，厂长陆洁立即去见出资人吴性栽，“性言他辞董事”(78)。尽管如此，联华公司迁二厂并入一厂的决定已无法挽回。
图1-5 联华总厂平面图，1935年4月绘制（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
3月底，就在阮玲玉自杀后不久，二厂的搬迁正式开始。到6月，旧二厂基本拆完。“十三日到旧二厂，只拆剩一座摄影棚铁架，满目荒凉，八年一瞬，不胜荆棘铜驼之感。”(79)这样，经过两步合并，原联华公司位于上海的三处制片厂就集中在了徐家汇三角街和斜土路之间的广阔区域里，合称联华总厂。
完成了设备、摄影棚、办公地点的合并集中之后，另一个更加紧迫的事是新总厂的组织制度制定与权力分配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合并之前的一、二两厂除了职工演员是由联华分管处统一分配薪水外，两厂在各自拍片的预算、投资、拨款上都相对独立，对于各自出品的票房收入也有较大的支配权。因而，完成地理位置上的合并集中后，联华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能否让两厂成为事实上的经济统一体，使拍片的预算、拨款，票房收入、薪水分配等都能实现统一管理。这也是并厂措施能否帮助整个公司避免债务加剧，步入良性发展的关键。
据陆洁日记记载，并厂完成之后，“新组织不设厂长，设三大部，我总务部，管行政，朱剧务部，管剧本及拍戏，黎技术部，管摄影及洗印”(80)。从这一初始方案中我们很难推测公司的经济权究竟在谁手中。很快，这一方案即告终结，“总厂设两个制片主任，原一厂导演之出品归黎，原二厂之出品归我。商决今后总厂付款归罗核签而分别由所属制片主任加签”(81)。也就是说，新的总厂在最为关键的经济制度上还是没能踏出关键一步，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于是，此前联华公司合伙制的弊端便顿时凸显，整个公司再次陷入因内部利益冲突导致的经济混乱中。
图1-6 联华总厂领导层合影。前排左起：朱石麟、陆洁、黎民伟、罗明佑、陶伯逊、吴性栽；中排左一杨小仲，左三金擎宇，左五马徐维邦，左六蔡楚生，左八费穆；后排左二谭友六，左三卜万苍，左四吴永刚，左五孙瑜（资料来源：《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纪念图文集》）
1935年5月底，并厂后的第二个月，联华公司便再次面临欠薪危机。而与此同时，上述收入支出的权力分配方案仍不能令各方满意。陆洁日记便记载了几次争端。6月，“廿九日上午，黎在罗室与罗大争吵，下午开会，罗提七月一日起彻底分两组制片，黎与我各主持一组”(82)。7月，“十三日上午干部会议，罗宣布九项办法，维持原组织，黎大冒肝火，谓九项办法中之职务系统图形似一把手枪，象征自杀，散会后有人告，连日黎与罗吵，黎要求厂中全权，罗不允，故吵之不已”(83)。可见联华总厂内围绕着钱归谁管这一关键问题的矛盾冲突仍十分显著。这样，内部斗争导致拍片受阻，出片缓慢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欠薪的危机便逐渐加深，在此后的半年里很快将公司拖向了分裂与终结的边缘。
到9月初，联华组织经几番朝令夕改，欠薪已达三个月。“六日全体工人罢工索薪，经炳耀劝导而止。（下略）下午干会，结果：一、厂长名义保留，缓议；二、废常务秘书；三、废三大部；四、黎以协助名义管理厂务。”(84)可见，经过近半年的改组协商，联华总厂仍未实现最重要的经济统一。原因在于不论是黎民伟一方，还是吴性栽一方，谁都不愿意将自己有份的财产交由对方管理。这种局面终使得联华总厂不仅不能有效降低此前公司巨大的运行成本，实现“工作的统一，精神的集中”，反而导致原本各自为政、尚能维持的两方阵营陷入没有结果的利益斗争，荒疏了拍片的本职工作。两个月后，联华的欠薪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5个月之久。据陆洁日记记载，“二日正在开干会，全体工人停工要求发薪，会众束手无策，会停，入夜筹得微款，每人发三元”(85)。联华之危窘，可见一斑。并厂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可能是罗明佑始料未及的，到这时他也已经无力回天(86)。
经过1935年并厂的大动荡以及空前严重的欠薪危机，联华公司这一年里仅上映8片，分别是2月的《新女性》，3月的《蛇蝎美人》，4月的《无愁君子》，5月的《国风》，7月的《秋扇明灯》，8月的《小天使》，9月的《四姊妹》和12月的《天伦》(87)。这其中，前五片都开拍于公司尚能维持的1934年。除了年内完成上映的《小天使》《四姊妹》《天伦》三片，开拍于1935年的新片还有马徐维邦的《寒江落雁》、吴永刚的《浪淘沙》、孙瑜的《到自然去》、蔡楚生的《迷途的羔羊》以及王次龙导演的《孤城烈女》，然而这些新片受公司严重欠薪的影响，平均耗时达一年(88)。
对于孙瑜来说，1934年11月紧接着《大路》提出的新剧本《春到人间》遭到缓拍无疑影响了他连续创作的势头(89)，再加上整个1935年联华纷繁的杂事对创作的干扰，才思再如泉涌也经不住停拍、待款、争执与辩论的长久消磨，孙瑜始于1932年的创作高峰在公司的动荡不宁中告一段落。此后，他编导的第十片《到自然去》也中断了自己向来的创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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