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力：工匠精神的功能主体及作用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有两种模式：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两种模式都需要相关机构的支持才能产生，“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保存、储藏、开发、循环文化知识^[40]。”具体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研究所和大学等等。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不同，始终拥有专职的承载者，包括萨满、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学者和官员等。这些机构和相关人员构成了推动文化记忆传承必不可少的功能主体。哈布瓦赫甚至认为一个政治或组织框架的变换会导致回忆的消除。可见，社会学意义上的“记忆”是带有“帮派”视角的载体，属于一种共同的记忆。这个“帮派”就是组织、机构和特定的承载群体或个人。这些组织对文化记忆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决定记忆的传承内容与方向。可见，政府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在文化记忆的传承进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无论是鲁尔还是辽宁，政府这一机构的能动性在工业转型期间的作用最为突出，甚至决定了结构转型的成败与快慢。

(一)鲁尔的“冷热平衡”

德国政府在鲁尔区改造的三个时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控制和引导作用。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煤钢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到70年代的着重发展新兴产业，再到八九十年代侧重于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优势来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德国政府从组织安排、基础设施、法律和财政支持等方面给予其保证^[41]。”

1920年，德国政府成立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KVR)，作为鲁尔区最高规划机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协会由88个成员组成，成员中60%是市县政府代表，40%是企业代表。20世纪60年代末，该协会在鲁尔区转型的关键时期制订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以煤钢为基础，发展新兴工业，改善经济结构，拓展交通运输，消除环境污染等思路与方法。随后，德国政府先后制定了联邦区域整治法、煤矿改造法、投资补贴法、环保基本法等，保障了各项发展政策的实施。1969年，面对低价石油的强烈冲击，德国政府成立鲁尔煤业公司，该公司产煤量占全国75%，作为西德最大的煤业公司，实现了对鲁尔区采煤活动的统筹管理，全盘实现采煤机械化、效率化^[42]。上世纪70年代新兴产业发展时期，联邦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工业协会、工会等联合制定了鲁尔行动计划，通过提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助，掌握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各级政府也积极制订了区域发展规划，如北威州成立了由政府、群众团体、工业协会的代表和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制订经济结构转型计划，具体实施则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执行机构负责，管理运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1979年，北威州又发布了“鲁尔行动计划(1980—1984年)”，重点促进节能、环保与远程供热技术等有优势的新兴产业创新^[43]。

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巨额投资，政府在财政支持方面也制订和实施了系列行之有效的规划与政策。比如，鲁尔区内凡得到批准的一般性项目可获得28%投资额的资金，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和废厂房利用等项目可获得80%投资额资金。北威州规定“凡是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企业在当地落户，将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44]。”优惠的产业政策和有力的扶持措施对北威区新兴产业发展的促动作用效果明显，“目前北威州从事数据处理、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企业就已超过11万家，电信公司38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位于鲁尔区内^[45]。”此外，政府还采取“地产基金”模式，比如在埃姆斯工业园区，由政府买下已被废弃的厂房、矿山和污染地，翻新改造后租售给私人公司建立科技创新中心或发展商贸服务等第三产业，或建立科研中心，所得收入再投入到新的项目中去^[46]。这些资金扶持和运作模式，既可以获得基础资金，又能够鼓励和增加环保、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可见，联邦政府、鲁尔区煤管区开发协会和各级政府等组织机构在鲁尔区制造业形成、发展、转型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调控作用，使得其工匠精神文化的传承持续守护住了优势。这种由组织承载起来的文化记忆更倾向于一种“发热系统”，与原生、传统等问题协调的好就能达到一种冷热平衡，积极推进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进程。

(二)辽宁的“冷热不均”(www.xing528.com)

辽宁政府对制造业文化的扶持和推动作用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上世纪末，爱国、奉献、奋斗、坚韧等精神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一度成为辽宁制造的主流文化，影响深远。比如，1999年，辽宁省政府表彰了一批省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包括沈阳鼓风机厂工人杨建华、抚顺特钢炉长祝振德、鞍山钢铁公司烧结总厂工人王二江等，指出应该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等精神。这种表彰年年有，但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变更，“模范”的精神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现着不同的时代诉求。比如2006年，辽宁省政府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时，指出应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等。

类似政府颁发的奖项类型和数量众多。比如2003年度“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号召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2008年的“辽宁省质量管理奖”，鼓励广大企业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2013年的“辽宁省企业创新奖”，希望各类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引导企业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之路。

国家层面，十六大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便被提上日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年)、《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16年)等。其中对辽宁制造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企业改革等都提出了指导性要求和具体意见。如2007年国家制定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其中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提高和创新提出了“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的要求，同时还提出了开发工业旅游、大力支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意见。

地方政府层面也紧随其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制定了系列发展规划与政策。如《关于扶持国有大企业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年)提出“对企业技术中心的科技设施建设、开发性试验和中间试验项目的设施建设，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零税率”，“对加入企业集团的科研院所，5年内继续享受原有关政策；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组建股份制开发机构，其资产和知识产权可折价入股。”《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2016年)提出要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立足“专、精、特、新”。《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2016年)提出“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提升原材料产业精深加工水平等。

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表彰、评奖等方式积极为“辽宁制造”文化精神的传承发挥着强烈的引导功能，但与鲁尔区相比也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政府行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性不高，致使文化传承成为一种政绩表现并仅限于政绩，当“奉献”“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等政府对制造业价值的提炼与个人价值发生矛盾时，这种传承便很难维系，而且政府对制造业文化精神的提炼并不是一贯而终，总是会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的变革而满足不同的时代诉求，这种“记忆”的断裂是文化传承的硬伤。可见，政府在发挥文化记忆承载者的能动性方面必须处理好个人与集体、政府与社会、传承与创新三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