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原动力与工匠精神价值观的历史根源

扬·阿斯曼认为新的开始、复兴、复辟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人的每个行为和信念中都有一种来龙去脉，这种行为和信念乃是一连串的传承、修改和对当今情况的适应的瞬间终极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为和信念中夹带着大量的过去的作为，却有许多人看不到这个事实。”^[33]这就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本源问题，即文化的历史事实与根源。工商人类学认为：“必须关注符号、语言、信仰、理想、意识形态和神话所产生的持续的组织维持能力，以便了解个人和团体的行动和承诺^[34]。”因此，在对文化原动力的回溯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辽宁与鲁尔工匠精神传承的冷热焦灼。

(一)“冷”与“冷”——传统制造价值观各有特点

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工匠精神，其核心内涵体现在“求精”“尚巧”和“道技合一”^[35]。《周礼·考工记》曰：“天有时，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能工巧匠”不只拥有熟练的技艺，还具有创造性的品质，如《诗经·卫风·淇奥》中提到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描述了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时仔细认真、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朱熹进一步提炼出工匠精神的核心特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德国传统制造价值观与西方制造价值观一脉相承。传统西方文化视域中，工匠精神集中体现为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理念，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理论角度。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工匠制作产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性报酬，而是为了追求作品自身的完美，“我们不让鞋匠去当农夫，或织工，或瓦工”，“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36]。”这样才可能制造更好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对制作活动而言，目的(产品)比活动过程更为重要”，因为“无论谁要制作某物，总是预先有某种目的。制作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这些传统价值理念和追求对西方“匠人”“匠心”“匠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西在制造业方面的价值观虽然不同，但都有着稳固的记忆与参照框架，形成了现代制造在审美情趣、制造习惯等方面相对固定的传承模式，作为一种“集体共识”获得了深入骨髓的“身份认同”，属于文化传承中的冷因素。

(二)“冷”与“热”——现代制造价值观的差距(www.xing528.com)

辽宁和鲁尔工业区成立之初都为了满足某种工业生产需求，鲁尔为二战时期的德国供应了大部分资源设备，辽宁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共和国装备制造的摇篮，二者都是国家需要什么便生产什么。

工业转型时期，鲁尔区迅速调整结构，坚持创新、品质和时代对接，在工业旅游、区域规划和企业结构调整方面反应迅速，充分体现了德国制造“精、准、实用”的现代制造价值观。“所有德国农场生产出来的鸡蛋都有‘身份证’，一串长长的号码告诉消费者它的产地、蛋鸡是圈养还是放养、鸡场及鸡圈的位置以及鸡产下这枚蛋的日期^[37]。”在德国人眼中技术、工作本身的意义高于经济利益，能被称为一名“工匠”是一种荣耀。近两百年来的德国现代化道路，从外部看，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部看，支撑这一道路的是工匠精神——对技术工艺宗教般的狂热追求远远超越了对利润的角逐^[38]。这种从个体到集体的文化记忆成为一种“加热系统”，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辽宁制造却反应较慢，辽宁人的懒散与保守使得曾经的敬业变成了蛮干，为之骄傲的“工艺技术”变成了保守的资本与负累。辽宁人长期以来在从事官办国有经济的过程中，彻底形成了“官本位”价值取向，习惯了行政化计划经济，吃惯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大锅饭”。这些使辽宁人总体上创业意识不强，因循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39]。这种现代制造业价值观成为一种记忆的枷锁，严重影响了辽宁制造的创新发展，属于文化传承的“冷却系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制造业价值观终究会历练出一套完整而平衡的文化系统，传统制造价值观与现代制造价值观是一种适应和回归的过程。某一空间或时间段的小文化记忆总会汇入大时空的文化记忆之河，经历“冷—热—冷”的螺旋式上升，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传承的“冷”模式，内化为社会的自动行为推动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