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模糊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紧密关联

由前述，资源与权力相互依赖与制约导致制度模糊化；组织合法性与实际运作的矛盾导致制度模糊化。因此制度模糊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在西方也同样存在。资源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和制约、组织合法性与实际运作的矛盾作为模糊化制度安排的根源是普适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制度模糊化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制度模糊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具有高度耦合性。中西文明“不确定性哲学的差别”是制度模糊化在中国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模糊化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人们缺乏对事件基本性质的认识，对事件的可能结果知之甚少，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进行预见和分析，甚至连事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确定^[46]。在西方传统看来，“确定”是事物的本来状态，即笔者所称的“本体确定论”^[47]；“不确定”是由于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所造成，所以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而确定性会逐渐增加，如图11-1A所示(其中箭头表示确定性逐渐增加，不确定性逐渐减少)。在中国传统看来：世界本体就是不确定的；因此任何人类层面的所谓“确定”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界线是模糊的，任何确定的认识中都包含不确定的成分，这就是“本体不确定性”或“泛不确定性”，如图11-1B所示。

图11-1　中西不确定性哲学的差异

由中西不确定哲学的差异出发，既然在中国哲学传统下，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制度安排就要采用模糊的框架。在西方传统下，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确定与不确定的界限是清晰的，因此对于确知的部分采用明确的制度安排，对于不确知的内容则按照“缺失”或“随机概率”来处理。(www.xing528.com)

在西方传统看来，不确定性是由于人类认识上的局限造成，所以人类需要不断提升认识水平，不断增加确知性或计算其发生的概率，减少人类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知识，这就是图11-1A中箭头方向的含义。即使受到人类理性的限制(有限理性)，但西方认为，人类可以不断减少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成分，因此，任何制度都可以做到最优或逼近最优，达到次优或者做到满意。但在中国传统看来，由于事物本体就是不确定的，任何“貌似确定”的成分中都包含不确定，因此预先制定的任何制度必须具有包容性，等待事物自身进一步变化后再做决策。这就是“制度模糊化”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即使是在西方难于处理的“管理悖论”，在中国人看来也可以通过提出暂时的、模糊的应对方案以便“静观其变”。中国人不仅能忍受“模糊”、各种“悖论”，甚至认为事物本来状态就是这样的。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即使是“悖论”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模糊化制度安排、情境决定和变通的方式来解决。

中西文明“控制理性与适应理性之间的差别”使得制度模糊化成为中国人应对环境复杂性问题的主要思路。中西民族在对待不确定性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民族倾向于尽量“预测与克服”不确定性，这一倾向可称之为“控制理性”；而中国人则倾向于扩大不确定的范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适应，这一倾向可称之为“适应理性”，控制理性与适应理性并无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二者各有可取之处，但二者的差异使得中西民族在应对环境复杂性问题上体现出不同的思路：西方人强调认识、掌握与控制，而中国人强调摸索、体悟与适应，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环境复杂性不可能完全被人类所掌握，因此中国人常常采用模糊化制度安排应对环境复杂性问题。

中西文明“身份与契约差别”使得模糊化制度安排能顺利实施。中国传统文明是典型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动不会太大。西方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贸易行为在海洋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贸易以契约作为基础。农耕文明强调身份，而海洋文明强调契约。在身份社会中，模糊化制度安排可以依赖于传统法、“关系”和“关系网”得以实施，而契约社会强调契约的可靠性、可预见性，模糊化制度安排便难以实施。

中西文明“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差别”使得模糊化制度安排得以持续。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非总是统一的，当合法性与合理性出现矛盾时，中国人更强调“合理性”，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强调“合法性”。在情理法的选择中，中国人通常选择情、理、法的排序，而西方人通常选择相反的排序，其根源是中国人更强调符合“情理”的实质理性，而西方人更强调“合法”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并无优劣之分，在从某种角度而言，实质理性甚至更接近于人类理想，而模糊化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实质理性的实施，这一差别是模糊化制度安排在中国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