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制度模糊化与变通的优化措施

资源依赖理论是从Emerson^[24]的交易权力论发展而来的。Emerson在探讨权力现象时指出，权力的发生与强弱是由相关两方的相对依赖性而定的：如果甲对乙的依赖度很高，那么乙对甲便有很高的权力。资源是可以相互依赖的。

(一)资源依赖理论与制度模糊化

Emerson指出，若B过度依赖于A，则B可以采用4种策略积极应对：(1)减少对A的依赖；(2)寻找与A相似的替代资源；(3)缔结长期合同；(4)形成正式的排他性联盟。其中第三、四两种策略都是寻求A对B的资源反向依赖。Pfeffer^[25]区分了竞争性互依与共生性互依，他认为组织可以采取许多策略来形成互依性，例如，合并、购并、合资以及通过交叉董事会等。总之，在传统理论看来，若B依赖于A，B为了减少对A的依赖，必须采取若干主动的策略。

任何关系都涉及相互依赖，且缔约关系愈紧密，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愈高。换言之，无论双方资源禀赋的初始状况如何，缔约一定会使双方的资源权力依赖趋于均衡。Pfeffer认为，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自己的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结果该组织就必须依赖于享有上述资源的组织。上述推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以上推理所描述的只是资源控制方和资源稀缺方在关系建立之前的状态。一旦关系建立，双方便互相负有书面或口头承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此之前，A所拥有的资源对于B是一种控制性因素，然而在关系建立之后，因为权利义务的对称性，A必然负有对B的义务，这一义务就构成了A对B的反向依赖。传统理论忽略了缔约前后双方资源和权力状态的改变。

例如，A生产某种稀缺的初级产品，B作为下游生产商依赖于A的初级产品，在签约之前，B希望依赖于A因而A对B有控制性权力。然而一旦签约，A必须履行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保质保量向B提供产品的义务，且受限于A的生产规模，这一合约实际上限制了A向其他企业的供货量——因此，A希望向B的供货是长期的，以避免A将自己精力过分陷于多次商务谈判之中——这导致A对B的依赖，因为A也希望形成一个双方关系的长期合同。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一旦签约，资源和权力马上会改变其初始状态，而趋于均衡。因此，事实并不完全像Emerson分析的那样，长期合同完全是B单方面的愿望和策略。

在治理实践中，缔约前控制较多资源的A方通常会意识到，一旦缔约，双方关系就会演变为相互依赖，A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A可以尽量设法减少合约中的只能进行“唯一解释”的法律条款，而增加可以进行“多种解释”的模糊性条款：如果模糊性条款最后实施更多依赖于资源富裕方的“变通性”的解释，那么A方可以采取以上方式维持其权力强度。

缔约前掌握较多资源的一方可以采用模糊约定的方式，以便能够在缔约之后通过“变通”的方式继续维持其权力强度。如果缔约时规定模糊性条款的解释权属于资源富裕方，则合约最后履行时会出现单方的变通；如果缔约时未规定解释权归属，即解释权悬置的情况，则双方会凭借自身的资源状况重新协商或争夺解释权。因此，模糊化制度安排下的缔约与执行是一个权力博弈过程。(www.xing528.com)

(二)中国转型期政商关系：模糊化制度安排的一个实例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转型期政商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企业的政治行为和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指的是企业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来谋求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26]。相关文献指出，在西方，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的持续的公共政策^[27]，如果企业或企业群体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范围，以至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时，那么公司的政治行为就可以被视为是战略导向的^[28]。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对本企业的好处。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有两类：先发制人战略和被动反应战略，其中先发制人战略又包括：合作、缓冲、政治参与通过各种途径与官员熟识、经常性送礼；被动反应战略包括：利用政府之间的矛盾做文章、遇到麻烦时行贿、资本转移或减少投资、不作为或顺从^[29]。后续中国转型期政商关系文献大致采用了以上分类方法，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其中一种或某几种。

通常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政府或官员对于企业家的依赖，尽管这种依赖相对于企业对官员的依赖而言较弱。事实上，任何关系都涉及相互依赖，政商关系当然也涉及政商双方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中国转型期表现得相当明显。根据我们的观察，企业家需要政府或官员解决有关市场准入、配套措施协调等问题，但同时当地政府与官员同样需要企业产出一定数量的GDP或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这源自于转型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张建君、张志学提及商人对于部分官员的送礼、行贿，就送礼、行贿等暗箱操作而言，相互依赖更为明显，因为一旦暗箱操作约定完成，商人即可随时举报某官员，由此形成政商的相互依赖。

政商关系一旦缔约，官员原有的资源掌控能力立即会受到削弱，为了继续维持其原有的权力，官员可以采用模糊化制度安排的形式。由于制度的模糊化，企业的利益就成为有期限、有条件、可变通的。上述模糊化制度安排使得官员能够长时间相对稳定地维持其权力——只要该官员仍然在位。一般而言，领导因为握有一定的行政资源会导致下属依赖于领导，但同时领导也必须依赖于下属完成部门工作，由此领导与下属之间也存在连续的权力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领导的模糊指令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行为：与放权刚好相反，它是一种“人治”的集权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