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范式的演变探析

人类学对人的研究，既关注人的生物性特征，更关注人的社会文化特性，倾向于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剖析人的共性与差异性。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并非空穴来风，这需要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谈起。公共管理学经历了三次核心管理范式的转变即从初期的以“效率”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到中期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范式再到近期的以“与市场相协调”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范式。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变的历史表明公共管理的任务和形式总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和制约的^[7]。

(一)以“效率”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

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的早期公共管理学是以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和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二分法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这种早期的主流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实践历史的理论上的结合。它的基本理论信条是：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与政治和公共管理相分离的假设；强调科层制和规章制度；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对文官的严格的控制。这一时期过分重视行政管理效率的机械化，行政组织系统过于封闭，强调物质最大化，而忽视人的精神因素。

(二)以“公平”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范式

在公共管理范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行为科学时期，人类学开始介入行政管理。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引进，行政管理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加入人类学因子的公共管理学开始转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进行研究，并注意激发人的积极因素，强调的是以民主为信条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模式。(www.xing528.com)

社会公平管理理论以公平管理为核心，批评了早期公共管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行政中立和官僚体制理论。强调政治与行政管理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行政价值的关联性，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公共管理组织结构。因此，公共权力的分割和下放，公共项目的管理，公共组织的发展，公共管理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这一时期公共管理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同时，他们也论证了以效率为核心的早期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的理由和被取代的必然性^[8]。

(三)以“与市场的协调”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工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西方政府面临着众多的新的严重问题和困难。如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以往的公共管理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均无法给予很好的解答。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为核心管理理念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学”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成为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公共管理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

新公共管理学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它从现代经济学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和评估的依据。其次，新公共管理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摄取营养，主张政府公共部门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广泛地运用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之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