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组织文化为核心的重要性及概念化方式

人类学和组织研究刚刚开始恢复对话的是文化观念。从霍桑实验对非正式系统的“发现”开始，组织研究中的大多数模型将组织分为三个部分：正式系统、非正式系统和环境。人类学也发现了这一点，例如在不列颠和科恩^[24]关于官僚机构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中，正式系统是组织结构图、工作描述、决策层次、目标、规则和政策。非正式制度是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相互联系的方式，这可能会影响正式制度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如果正式制度与韦伯关于合理组织的标准相关联(通过明确的等级体系实现效率，将工作划分为特定角色、官僚工作和个人生活分离，根据技术资格进行任命和通过正规化晋升基于优点的系统)，它可能会被认为受到非正式系统的影响。无论哪种情况，非正式系统都与组织外的成员生活息息相关，并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文化被认为既存在于非正式系统中，也存在于环境中，而不存在于中性—正式系统中。

摩根认为^[25]，组织的正式系统并不能免于文化。他表明，正式的系统基于三种组织模式，每种都以“根本隐喻”为基础。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如机器、机体和文化一样，使人们能够以独特但部分的方式了解组织，从而关闭其他观看方式。而在学术理论中，这些隐喻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进展^[26]，在管理实践中，它们都是最新的，通知组织规则和管理者的实践。“组织机构”的框架是组织在古典或科学管理下建立和管理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的组织被认为是封闭的系统，分部结构将组织的总体目标划分为部门层次中的更小和更小的任务。各部门都有明确的关系，各部门运作顺畅。所有这些都由管理人员的中央控制联系在一起，预计工人将像机器的部件或附属装置一样工作。摩根公司发布了一份快餐公司的服务顾客柜台员工的预先计划行动清单。例如，“迎接顾客”有三个组成部分：微笑，真诚的问候，目光接触。这份清单供管理人员评估员工甚至是个人互动的标准化表现。他们要表现机械重复和精确。

隐喻“组织作为有机体”来源于人际关系和随后的系统和权变理论。从生物学和生态学借用的图像通知正式的组织系统和管理语言。霍桑实验认识到，为了使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工人必须满足需求。逐渐将需求的想法扩展到设想一个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取决于更广泛的生存环境，满足其需求和发展的令人满意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组织被分解成子系统(战略、技术、管理、人力资源)，每个子系统可能与环境有不同的关系，但都需要相互关联。一个成功的组织仍然被认为是寻求一种“健康”的平衡状态(在人类学中)或稳态(在组织研究中)。这样做的手段不仅是通过严格的层次结构，而且还是跨部门团队的矩阵，以整合子系统，特别是当他们的环境“动荡”时。

第三个比喻，“组织作为文化”，有许多形式。正如本章开头指出的那样，组织的文化有时被看作是一系列属性或共同价值观，这些属性或共同价值观将划定的群体凝聚成静态的一致性和共识。这个概念的一个变种是将公司视为具有一种文化，并将员工视为具有另一种文化或亚文化^[27]。尼科尔森认为，文化相互作用是单一的、有界的，具有固定属性的单位。她考察了西方官僚模式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本土组织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不能被视为两种“文化”，因为同一官僚不断地决定何时纳入保护官僚程序和预算(如当一名工作人员去世时)，以及何时他们可以诉诸西方官僚价值观来抵制对土着组织形式的资源(包括他们的工资)的要求。“组织文化”不是“组织文化”，而是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组织”。

组织作为文化被用来对科学管理和有机体学校的假设提出质疑，即组织具有客观、物质和无问题的存在。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作为文化的组织将问题化为组织的概念：当文化是一个根本的隐喻时，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组织完成什么的担忧以及他们如何更有效地完成组织，组织如何完成以及组织的意义如何^[28]。

与其假设一个被称为具有与其环境界限的组织的东西不如说，重点在于持续的组织过程^[29]。它表明，即使组织最重要的方面只有赋予意义才能成为现实。这种意义创造被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试图消除一个组织在静态或平衡状态下静止的想法。研究人们如何谈判他们日常活动的意义，以及他们如何产生符号，通过这些符号调动了有组织的活动，包括建立边界^[30]。卡伦展示了在英国重复重组的过程中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专业精神、性别身份和着装等方面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和重组，从而在福利服务的不同部门之间创造身份和界限。正如斯默西奇(Smircich)所言，文化是一个过程，它不能被固定在一个划定群体的属性清单中：那就是将文化视为一件事物。斯米尔奇奇说，一旦理论家们将组织的这种根隐喻视为文化，他们就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组织的观点，赞成文化是一个组织的观点。(www.xing528.com)

但“组织作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就像组织机器和机体一样。三者都是人们将组织概念化的方式，因此也是文化的。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研究则可以追溯至霍桑实验及后来的曼彻斯特工厂实验等。人类学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有两种进路：社会的和文化的^[31]。

社会取向的社会组织研究将社会视为一个体系，由类别及个人构成的群体所组成。组织的各部分均有其各自的功能，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挥功能的方式就构成社会结构，即组织结构。

社会进路对于组织结构、功能的研究以及将组织视为一个存在于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的体系的观点，对日后的现代组织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即现代组织的结构、功能研究以及现代组织及其环境关系的研究。但是，社会进路的研究也存在缺陷，最突出的莫过于关注事件和静态模式，而忽视对社会中的概念、行为的标准等文化层面的描述和分析。因此，虽然社会进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然是社会组织研究的主流，但在此期间，从文化进路研究社会组织的潮流也悄然兴起。受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从文化进路研究社会组织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由认知、概念及一整套将之秩序化的原则组成，是社会中的人们赖以通过认知、决策、行动将社会加以类别化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则。鉴于各社会中秩序形成的规则都是独特的，所谓的文化差异和相对性也就出现了。而且，正如语法一样，一个社会的文化规则也是可以“编码”的，暗示文化规则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创造、形塑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研究的文化进路增进了人类学关于社会组织的认知、分类和秩序的研究，也启发了人类学对概念、意义的关注，增加了组织研究的文化视角。

此后，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也是组织人类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契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均以世界体系为背景，组织由此在20世纪80—90年代迎来了巨大的变迁期。原本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科层制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在质疑声中，人们开始尝试建立本土的组织方式。在变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组织处理方式的过程中，文化概念得到凸显。因为无论是组织在进入不同地区后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是组织内部劳工性别、阶级、族裔、国籍等背景的异质化和多样化，最终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而组织研究的文献也常常将文化概念的源头归于人类学，格尔兹和道格拉斯等人的论述经常为组织研究者所引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