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究民族志的理论与应用

民族志，也译作文化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深入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这些民族志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民族志是了解一种未知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必要手段。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存在的根本。有人把它对于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性比之于实验室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重要性。民族志作为当代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发展是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按照哈登《人类学史》中对人类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可以将民族志的发展演变也分为三个阶段^[40]。

早期，英国古典人类学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原本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方面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游客和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轶事的报告和笔记；另一方面是有人文学科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除了摩尔根曾对美洲土著易洛魁民族进行过亲身考察，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如泰勒(Tylor)和弗雷泽(Frazer)都毫无分析地使用别人记录的未经实地调查的资料，形成了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相分离，或者说业余的资料员与专业的理论家分工的格局。早期的人类学家往往“将有利于自己体系的传说和文化要素从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作为例证”，因此也被称作“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而受后人诟病。虽然早在1871年，“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将“原始文化”称为“合理的民族志”(rational ethnography)，但正如哈登所说，这时所谓的“民族志”，“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主要指尚未摆脱“案头作业”模式的特殊的文本形式，具有“对人性的普遍性抱有信念和欧洲中心主义”“资料不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和“选择性利用资料”等特征^[41]。一般认为，民族志作为一种经典的研究手段和学术范式，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而由马氏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则成为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马氏认为人类学家应该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42]，这就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民族志学者参与人们的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什么，并提出问题”，进而“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世界的看法”。实际上，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调查，而是一种体现其功能主义人类学把田野作业、理论和民族志等三者相结合的范式。

随着民族志的发展，格尔兹借用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的“深描”这一术语，开创了他自己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深描”式显微研究法。格尔兹进一步得出“民族志是深描”的观点。他认为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深描”将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进而揭示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语法”。而他所谓的“深描”，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格尔兹从阐释人类学的角度描述了民族志方法的四大功用和特色：(www.xing528.com)

(1)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对文化进行阐释；(2)它所阐释的是社会话语流，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截面或切片；(3)这种阐释必须遵从其“叙述”的原始含义，并以一种可追溯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之原汁原味地复原；(4)这种描写在其实践性上具有显微性。

综上所述，民族志由最初的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发展到马林诺夫斯基既可指研究方法又可指由该方法取得的特殊的文本形式，而格尔兹则把民族志当作一种用“深描”方法对文化进行阐释的地方性知识，并以之来“触摸真实”。目前，由于民族志这种方法重视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又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