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的跨文化研究：心理与行为的比较研究

“文化”(culture)是一个复杂的概念，Kroeber与Kluckhohn归纳出关于“文化”的166种定义^[30]，而对“跨文化”(cross-culture)界定与分析的繁复性也就自不待言了。在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层次”(level)、“维度”(dimension)是两个反复出现的重要关键词与核心概念。而将这两个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荷兰的人类文化学家霍夫斯塔(Geert Hofstede)，他是当今文化研究领域公认的最卓著的学者，被称为全世界“对文化进行量化研究的第一人”。他的人类精神程序的划分和文化层次的研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管理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其实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管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的比较研究，分析人们的管理心理和行为在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差异及其原因。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哈比森(Harbison)和梅耶斯(Meyers)对世界上不同类型，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印度、以色列、埃及等12个国家管理风格的比较分析。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的管理学者们一直在这一领域中做出积极的探索，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管理学者理查德·N·法默及巴里·M·里奇曼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首次提出了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模式，其后的学者如尼根希(Neganhdi)、埃斯塔芬(BDEstafen)、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普拉萨德(Prasad)等不断地完善这些分析研究模式，努力寻找不同管理哲学及外部环境对管理实践及管理效果的影响。这时的分析已经触及不同价值观、理念等文化概念对管理实践的影响。进入到80年代，由于日本在某些产业上的崛起，预示着带有东方传统文化的管理实践向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管理学理论的挑战，对管理学理论的跨文化分析又再次成为研究热点^[31]。

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企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跨文化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日裔美籍教授威廉·大内(William G.Ouchi)集中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本企业的经营观念和管理方式，提出了“Z理论”，初步分析了日本式管理和美国式管理的差异，强调了文化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性。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R.T.Pascale)教授和阿索斯(A.G.Athos)教授针对美国和日本企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了7S理论，即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从7个方面表现出差异：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人员(staff)、技能(skill)、作风(style)及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这使得管理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笼统的和感性的认识，进入相对严谨的要素比较分析。^[32]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在50年代至70年代对跨文化管理理论的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思索如何对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文化维度理论应运而生。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弗兰克(Frank)等人分别对IBM美国总部、欧洲企业共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价值观维度调查，将民族文化差异分为五个维度，它们是：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女性与男性、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霍夫斯塔认为，那些研究民族文化的西方人类学家中，带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偏见^[33]。这些人中包括霍夫斯塔本人，他们都带着“西方的思考方式”来看待世界文化。(www.xing528.com)

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Kluckhohn)在哈佛大学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有五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社区进行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她与斯托德伯格(Strodtbeck)的《价值导向的变化》一书中。在此书中，他们提出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双向对比的五种价值观导向——人性导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导向、时间导向、活动导向、相互关系导向^[34]。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冲击下，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碰撞与协调，表现出更高的频率、更激烈的程度和解决跨文化冲突的更迫切的需求。全方位的视角，又叫整合性视角(Integrated Perspectives)，是从多维度、多视角对跨文化研究的全面检视与归纳。

跨文化管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层次关联、多维度重叠和多视角整合这样一种网络化、立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