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主位与客位的管理学研究影响

20世纪60年代，语言人类学家派克就提出了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和“外来者”的不同视角对其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的影响^[12]，从这个理论支点出发，Pike从语音语言学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匹配insider/outsider的概念创造了“emic/etic”，即通常所说的“主位/客位”研究。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提出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在引进、消化、应用西方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徐淑英等认为，大部分采用这种“舶来”方法的研究都存在“情境化不足”的问题^[13]。据Whetten的说法，“所有的组织理论均以各自方式依赖于情境”。如果研究者不考虑新的情境特点，而一味应用在其他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研究的发现就只能局限在该理论所能涉及的范围里了。那些潜在的高度相关并且十分重要的知识，就有可能不会被发现。

基于派克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概念，徐淑英教授所称的“嵌入式情境化”无论其“深浅”，都是一种客位研究。就管理学领域而言，也存在着本土管理学研究的“主位”与“客位”之争，Barney和张书军2009年所提出的所谓“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只是将“主位与客位”之争换成了一种特别拗口的说法。在发展时间较长的中国本土心理学领域中，杨国枢早就提出“广义的本土心理学”和“狭义的本土心理学”概念。狭义本土心理学是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部落的当地人所共同接受的有关心理的看法或说法，即狭义的本土心理学一定是一种主位研究，而广义本土心理学则包容方法的多元性，不刻意区分主位与客位。但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土”与“普适”之争，大都与“主位与客位”的研究范式之争密切相关。

管理情境涉及管理的艺术性。例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认为，管理是一门“综合艺术”；戴尔(Dell)也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他认为，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组织者”的经验，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的才能——而这正是艺术的特质^[14]。吕力借助波兰尼(Polanyi)所提出的“个人知识”概念考察了管理的艺术性，以作为管理经常性活动之一的管理沟通为例，管理沟通显然是一门艺术，组织中的人们不可能不进行沟通，即使沉默也传达了组织的态度。管理沟通是一个包括状况、假设、意图、听众、方式、过程、产物、评价和反馈的修辞过程。信息接收者所理解的信息也许与信息传递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这取决于表达的方式，而信息的传递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这一差别则完全依赖于信息传递者或管理者长期经验的积累。因此，管理认识的真正结果不可能是排除人的因素的客观知识，因为每一项认识行为中都包含着认识者无所不在的参与。吕力研究认为，管理艺术中包含的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被客观地加以描述、说明，它们只能通过理解才能被合理地把握^[15]。

管理情境的另一方面涉及管理的文化背景。费孝通曾指出，传统的社会研究领域基本上被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理”“心”和“性”等，实证主义的思路不能进入这些领域。麦克道威尔认为，人类在集体或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了理性的功能框架及其相应的角色分明的等级秩序，而每一个人类个体，从一出生起就通过文化、教育(最终凭借本民族的语言)的洗礼被纳入某个大传统之中，其所有明显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乃至性格倾向都会受到相应的纠正或规训。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场合符合规范的行为都是出于遵守规则的意向性考虑。恰恰相反，真实的情境应该是，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凭着习惯或近乎本能(由以往的经验反馈所强化或内化)的性格、倾向或技能而行事的，所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

戴维森(Davis)指出，是一种整体的信念在支配人们对他人的表达式(或概念)的理解，而不是逐个对照式的真假，因此，除非与整体的信念相联系，孤立语句的真伪根本得不到论证，这就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整体性原则^[16]。基于此，研究者为了研究文化对于管理的影响，就必须采用“理解”或“诠释”的方法，或者说，研究者或解释者必须使自己融入被解释者的位置，使自己的思想与被解释者的思想处于同一层次，而不是采用“客观”的解释，这才是“深度情境化”的真正含义。

戴维森曾就研究者与情境的关系，指出研究者对于其研究的对象可以采取两种对立的取向或立场，这两种立场被隐喻式地构思成“火星人”和“皈依者”：火星人渴望用全新的视角，甚或更妥帖的是用陌生人的眼光，在对不可思议事物的一瞥中，掌握人类情境的精髓，为了达到此目的，他要全盘去除林林总总不知情的经验法则、感觉模式，甚至也要排除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构成了我们日常世界和存在的“认知事物”，火星人渴望脱身而出，完全站在其研究对象的社会本体论结构之外，以便看清楚这个结构是如何构建的。相反，“皈依者”的首要冲动在于将自己更深入地融入到这个结构中，以便让独具特色的团体主观思潮能够直接且强有力地向他展现出来^[17]。基于此，吕力通过对中国文化情境下“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命题性内容来表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常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无须先认知清楚某个制度才能参与和行使该制度所包含的种种功能。(www.xing528.com)

人类学中传统的民族志研究者通常对情境的复杂性有深入地认识。如在医院管理研究的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可能必须置身于癌症病房，一部分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太痛苦而不能继续从事该项研究，而研究者要深入地了解重症病人的护理及医院的管理就必须进行这项田野工作，而不仅仅是分发问卷而已。人类学历史上许多卓越的研究都涉及复杂的情境和研究者本人深度地卷入，如卡内罗(Chagnon)在对委内瑞拉的雅诺马米印第安人研究的田野笔记中曾记载：“我抬起头，喘喘气，这时我看见了一群魁梧的、肮脏的、可怕的男人盯着我们看，并用拔出的剑指着我们……我只能站在那里，拿着笔记本，无助而悲惨。”^[18]

然而，正是这样的深度卷入，研究者才可能真正弄清楚本地人的所见、所想、所为，而不是事先设想好一个概念，然后分发量表获得几个孤零零的从1到5或者从1到9的数字。在管理学研究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卓越的质性研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的《管理工作的本质》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并没有事先的假设，也没有臆造的各种所谓“情境变量”，而是将研究者本人融入经理人的工作与生活中，该研究得到的结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价值。

因此，管理学研究的深度情境化绝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丰富的情境变量”，深度情境化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由“客位的观察”变成“主位的分享”。诚然，很难要求一位研究者为了进行某一项研究真正成为被研究事件的参与者，但是一定要求研究者深度卷入，不一定作为参与者，但至少可以作为一名分享者。不仅有关管理文化背景需要卷入和主位研究，对管理艺术的研究也应是这样。管理艺术属于一种典型的隐性知识，因此，对它的理解不能以实证的还原的方法来进行，因为管理者自己就不是完全依靠逻辑从部分到整体的方式来构建这一技艺的。正如明茨伯格在《手艺化战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企业战略的制定并非一个完全逻辑化的过程，而是一种手艺。因此，管理艺术中包含的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以实证的方法加以把握，它们只能通过理解和诠释才能被合理地把握^[19]。

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观点来看，要抓住属于管理者自身的“近经验”，或者说要实现徐淑英教授所称的“深度情境化”，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突破实证主义的藩篱，研究者自身应该寻求卷入管理者的生活与工作中，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对管理现象的理解与诠释。以访谈为例，质性研究者应努力进入管理者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中，观察他们处理企业经营问题的细节或者是管理沟通的语气、表情、场合、措辞，而不是使用对所有被研究对象都询问一些同样的、事先设计好的、往往是臆想出来的问题。通过田野研究和情景化研究，努力实现从客位的观察到主位的参与中转变。